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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借用苏轼的话以示讽喻：“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
1915年2月，张謇辞去袁记政府农商总长一职，标志着他一生全国性政治活动的结束。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
消息传来，张謇不由得感叹：“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
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清盘
1920年至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
大生股票非常抢手，但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1922年，持续走红的纱布市场突然暴跌，棉贵纱贱，亏损像瘟疫一样，蔓延到整个行业。
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白银，二厂亏损31万多两白银；一厂负债709万余两白银，二厂负债125万余两白银。
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就此来临！
其实，这一切并非来自一朝一夕，危机苗头其实早已存在。
一般学者认为，这次行业性危机源自外来冲击，因为一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卷土重来。
但发生危机的当年，洋纱进口只有107万余担，反而低于1918年的118万担。
因此，外来冲击说很难服人。
事实上，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早已露出苗头的生产过剩。
1922年以前的数年内，国内棉纺业一直高速膨胀，纱厂由战前的55家发展到65家，纱锭由55万枚增加到163万枚纱锭。
不少“卷土重来”
的日资纱厂扩张凶猛，从战前的5家工厂、11万枚纱锭，增长到1922年的25家、67万枚纱锭。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的容纳程度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供过于求的矛盾一直在激化。
生产过剩的危机之所以在1922年爆发，导火索是棉贵纱贱。
这些年，纱厂用棉由战前的143万担增加到1922年的469万担，而国内棉花种植根本跟不上，加之1921年秋黄河、长江流域普遍发生水灾，棉产锐减，原料大战更加激烈，棉贵纱贱导致业内多数企业陷入亏损状态。
这些年，以大生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企事业，实际上成了一座“倒金字塔”
，投资总额达到3300万两白银。
张謇以一己之力建设南通新世界，而支撑这一伟业的就是大生集团。
从此，大生集团被张謇当做一台现金提款机，资本的运用经常服从于张謇个人的热情和理想，大量资金被抽调到那些公益事业中。
只有输出，没有回报，大生的基础早已不足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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