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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潼姜寨黄铜片、黄铜管
东乡林家青铜刀，锡青铜，单范法铸造，属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晚期，推断为公元前2900——前2700年（任式楠2003）。
这是目前东亚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该遗址的灰坑中另出有铜渣，应“是铜铁共生矿冶炼不完全的冶金遗物”
，“可认为中国在冶炼红铜、青铜之前，存在着利用共生矿冶铜技术的探索实践阶段”
（孙淑云等1997）。
严文明指出，“现知在甘肃有丰富的铜矿，有些矿石中偶尔也会含有少量锡石即氧化锡，用木炭加温即可还原。
所以林家青铜刀子的出现，可能与当地矿产资源的条件有关，不一定是有意识地冶炼青铜合金的结果。”
而“回顾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往往有一些极重要的发明开始带有偶然性质，如果适应了社会的需要，就会很快推广和不断发展；如果一时并不急需，就将长期停滞甚至中断而失传，等到产生了新的社会需要后才重新发展起来。
人类用铜的历史也有类似的情况”
（严文明1984）。
显然，这些零星的偶然发明，由于有很大的时间空白，不排除中断、失传的可能性，我们还无法将其作为后来龙山时代晚期集中用铜现象的清晰源头来看待。
另一方面，如滕铭予所言，“尽管我们提出马家窑文化的铜刀，作为原始铜合金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它的出现毕竟标志着甘青地区在仰韶时期已经出现了人工冶铜技术”
（滕铭予1989）。
也有学者认为，林家青铜刀所显现的“青铜技术的出现，仍不能不考虑西方文化渗入的可能性”
（韩建业2008）。
这对早期用铜遗存出现的偶然性、断裂性以及合金的复杂面貌来说，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三、新的测年更新对区域用铜史的认识
前引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用铜遗存的年代测定，都是早年进行的，在目前高精度系列测年的框架下，恐怕有重新审视调整的必要，但目前还缺乏最新的研究。
泰安大汶口墓地M1骨凿上曾发现铜绿，该墓的年代属大汶口文化晚期。
这是一个用铜遗存随学科进展而年代被不断下拉的典型例证。
最新的认识是，“大汶口文化结束的时间和龙山文化兴起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比传统的认识晚了约200年”
（北京大学2011）。
由是，以往认为偏早的华东地区用铜遗存的年代，被下拉约300年以上，这强化了用铜遗存西早东晚的态势。
但应指出的是，西北和北方地区既往的测年数据，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遗存的系列测年数据不具有可比性。
中原地区“与传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编年框架相比较，新的认识普遍晚了约200至300年”
（北京大学2011）。
就西北和北方地区早年的测年结论而言，这是一个可资比较的参考数值。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长江黄河与西辽河考古学文化年表
引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
其中年代栏中3500应为3300，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之间应为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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