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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张忠培发表了《齐家文化研究》一文，可以认为是奠基之作，其初步的分期研究结束了把延续数百年的齐家文化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的局面（张忠培1987）。
就用铜遗存而言，他把齐家文化分为三期八段，指出经过鉴定为青铜制品的遗迹单位，均属于齐家文化第三期；而早于第三期的铜器，经鉴定者全部为红铜。
他认为出土红铜器的阶段，“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的发展阶段。
齐家文化三期七、八段的几件青铜器，当是制铜技术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在中国广大土地上孕育出来的许多不同谱系的考古文化中，还只有齐家文化可能被认为是独立地走过了纯铜——青铜这一基本完整的制铜技术的过程”
。
在此基础上，滕铭予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甘青地区早期铜器起源和发展的序列：红铜、原始铜合金——红铜——红铜、青铜——青铜，认为这“反映了这一地区早期冶铜技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滕铭予1989）。
依前述韩建业的分期方案，“齐家文化中期”
相当于龙山时代后期的铜石并用时代晚期（约公元前2200——前1900年），河西走廊东部诸遗址发现红铜器；而“齐家文化晚期”
相当于夏代晚期至商代初期的青铜时代前期（公元前1900——前1500年），红铜与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共存（韩建业2008）。
一般认为，陇山山麓地区以天水师赵村第七期遗存为代表的“齐家文化早期”
（约公元前2500——前2200年），“可看作是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地方变体”
（韩建业2008），也有学者指出这类遗存“与柳湾为代表的西部齐家文化是有差异的。
反之，却与关中客省庄文化更为靠近”
（李水城2001）。
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这类遗存并不属于齐家文化（籍和平1986，张忠培等2002，陈小三2012）。
就目前的认识，后者的看法似更为切实。
无论如何，在这类遗址中尚无用铜遗存发现。
如果将陇山山麓地区年代偏早、不见用铜遗存的所谓“齐家文化早期”
遗存排除于齐家文化之外，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铜石并用”
才名副其实，那么上述齐家文化就跨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前期两大阶段。
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葬随葬品组合
在最新发掘的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中，北区的墓葬年代较早，约当齐家文化中期。
“值得注意的是，在M1202和M1467的随葬陶器中，各有1件白陶盉，形态甚似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物。”
（钱耀鹏等2009）从白陶盉的形态上看，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晚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650年前后）相当，可知这类墓葬的年代不早于此。
这与最新估定的齐家文化的年代框架大致吻合：“暂时可以将齐家文化的年代上限定在公元前3千纪末叶，年代下限则相当于公元前2千纪中叶，公元前2100——前1450年应当是一个可以参考的年代范围。”
（陈小三2012）可知齐家文化青铜器的存在年代上限相当于（或略早于？）二里头文化的起始年代，下限则相当于二里岗文化早期。
五、关于东亚大陆青铜时代肇始的问题
青铜时代是“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石兴邦1986）。
一个共识是，“青铜时代必须具备这样一个特点：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偶然地制造和使用青铜器的时代不能认定为青铜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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