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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新砦类遗存”
的另一处重要聚落巩义花地嘴，也有内外两重（四条）环壕，与伊洛河及其支流共同构成防御体系。
这类多重防御设施划分出的多重空间，一般被解读为“同一聚落内不同安全等级的空间区域”
，居住在不同区域的“社会成员很可能分别具有不同的社会等级地位，聚落内部的分化较为明显”
，当然也有可能“不同壕沟之间为聚落不同性质的功能区划”
（张海2007）。
新砦聚落内壕以内发现的所谓“大型建筑”
，实际上是一处长条形的浅穴式露天活动场所，现存长度近百米，宽10余米。
类似的浅穴式遗迹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以北的祭祀遗存区也曾有发现，只是规模较小。
两处遗址的发掘者都推测这类建筑很可能就是《礼记》《尚书》等书中所载“”
或“坎”
之类的祭祀活动场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
新砦聚落的发掘与研究还刚刚起步，像古城寨和二里头那样高出地面、显现政治威势的大型宫室类夯土建筑尚未发现，已揭露的新砦浅穴式建筑并不是这一系统中的链条之一。
因此，认为其“面积比二里头遗址1号宫殿的殿堂还要大，很可能是一座宗庙建筑”
，并据此推测“新砦城址很可能就是夏启之居所在地”
的观点（赵春青2004），还缺乏考古学材料的支持。
新砦大型浅穴式建筑遗址鸟瞰
无论如何，关于“新砦类遗存”
学界还是取得了不少共识。
它们包括：嵩山南北两大集团开始整合，外来因素进一步渗透，文化进一步杂交，新砦开始独大。
如果说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
——东亚大陆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和广域王权国家（许宏2009），那么新砦显然已是曙光初现。
可以说，新砦大型设防聚落的出现，破坏了龙山晚期地域集团共存的旧秩序，给数百年来中原地区城邑林立的争斗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前已述及1980年代在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一片可能为青铜容器的残片。
龙山时代能够铸造出铜容器，还是超出了当时学界的认知范围。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没有龙山时代的铜容器哪怕是残片出土。
但多数学者认为，王城岗出土的铜器残片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用复合范法铸造的容器之一，“它不可能是青铜铸造业刚刚产生时期的制品，而是青铜铸造业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发展后，趋于成熟的标志”
（朱凤瀚2009）。
直到20年后的2000年，新砦遗址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内壕以内的“新砦期”
地层中，发现了一件残长8厘米多的铜片，应是鬶或盉类酒器的流部残片。
经分析测试，这件铜器系红铜铸造而成。
这样，依据当前的年代学认识，试排列东亚地区最早的几件复合范铜铸件的年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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