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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城址也仅30多万平方米，其他城址的面积则大多仅有10余万甚至数万平方米（详后）。
与中原相映生辉的海岱（山东）地区，此时最大的城址面积也只有30多万平方米（栾丰实2006）。
城址内已有初步的功能分区。
其中陶寺墓地已发掘的上千座墓葬所显现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结构，已为学界所熟知。
占墓葬总数不足1%的大墓的随葬品一般都有一二百件，包括由彩绘（漆）木器、彩绘陶器及玉石器组成的各类礼器、生活用具以及以猪为主的牲体，等等。
随葬的礼乐器中又以蟠龙纹陶盘、鼍鼓和特磬最引人注目。
可知后来商周贵族使用的礼、乐器，有不少在陶寺大邑已经现身。
有学者推断陶寺墓地已存在某种约定俗成的、严格按照等级次序使用礼器的规制（高炜1989）。
陶寺彩绘蟠龙纹盘、陶寺陶鼓（从左至右）
但与二里头至殷墟王朝相比，陶寺礼器群又有较显著的特点。
首先，这些礼器都不是用青铜来制作的，因此有学者称其为“前铜礼器”
（高炜1989）。
其次，礼器组合种类齐全，存在着以量取胜的倾向，这也迥异于与二里头至殷墟王朝以酒器为主的“酒文化”
礼器组合。
此外，独木船棺、有棺无椁的特殊而简单的葬具，到了早期王朝时期也被复杂的成套棺椁所取代。
由于陶寺晚期社会“金字塔”
塔尖的折断和贵族传统的中断，中原王朝诞生前后向其汲取养分的程度或许也受到了影响。
陶寺遗址目前已发现了4件小铜器。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红铜铃和一件含砷的铜容器（盆？）残片。
陶寺文化所处的龙山时代，一般认为属“铜石并用时代”
（严文明1984），在时间上正处于以礼容器为特征的中国青铜时代的前夜；空间上，黄河与太行山之间的山西，历来是中原与欧亚大陆内陆交流的重要孔道，而陶寺所处的晋西南，本身就是大中原的组成部分。
因此，有理由相信，陶寺应该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崛起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众所周知，在陶寺文化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都邑，出现了迄今所知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
以复合陶范铸造青铜礼乐器，成为中国青铜文明的标志性工艺。
而陶寺铜铃则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复合范铜器和第一件金属乐器。
红铜铃和铜容器残片的出现，应该为其后青铜礼器群的问世准备了技术条件。
但这些铜器是否就是陶寺人的本土产品，学界对此还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
从几件铜器的出土环境看，它们都不是贵族墓的随葬品，这似乎表明复合范铸铜技术在出现之初并未被用来制作表现身份地位的礼器，并未在该集团的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如是，这就与以二里头为先导的早期青铜文明的礼器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外，陶寺也还没有发现相应的铸铜作坊。
从简单的比照中，可以看出陶寺铜器的出现，似乎较为突兀，并不是当地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求的产物，换言之，这一集团似乎缺乏制造和使用铜器的原动力。
鉴于此，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不排除外地输入或外来工匠在当地生产的可能，它们是否催生出了当地的铜器生产是需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陶寺遗址另一项令人瞩目的发现是朱书陶文，已为学界所熟知，但对这些刻符的释义则异见纷呈。
数年前在陶寺遗址建筑区又出土了一件朱书陶扁壶残片，证明陶寺文化晚期扁壶的朱书“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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