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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孤例。
陶寺朱书陶文
从陶寺遗址的聚落形态上看，尽管社会阶层分化严重，但各等级的墓又都同处于一处墓地，并不见殷墟那样独立的王陵区，甚至几乎所有居民都被囊括进一个大的城圈。
这种“全民性”
，使我们对陶寺社会的进化程度无法作过高的估计。
与早期王朝相比，这些现象或者是原始性的显现，或者是区域和不同族群间文化特征的差异。
与陶寺城址显现出的庞大气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其为中心的陶寺聚落群的分布范围却并不大。
考古调查表明，陶寺文化聚落的分布，基本上限于陶寺遗址所在的临汾盆地。
盆地位于汾河下游，迄今已发现上百处同时期的遗址。
从面积和内涵上看，遗址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形成以陶寺遗址为中心的多层次的聚落群。
“从考古发现看，在同时期各区系中，陶寺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但它的覆盖面大致未超出临汾盆地的范围；它同周邻文化的关系，则表现为重吸纳而少放射。
若同二里头文化比较，可明显看到陶寺文化的局限性，说明陶寺尚未形成像二里头那样的具全国意义的文化中心。”
（高炜1996）
陶寺遗址平面图
回顾陶寺遗址的探索历程，我们知道这处大邑的发现本身就是有目的地寻找夏文化的结果。
循着文献提供的线索寻找夏王朝的遗迹，是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的李济博士在晋南考察与发掘的动机之一。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于1950——1960年代在晋南开展的大规模考古调查，是“围绕着探索夏文化的学术任务”
（高炜2007）。
前述陶寺遗址的重大发现，令学界兴奋不已。
当时占主流的假说是二里头和东下冯类型属于商文化，而按当时的碳素测年认识，陶寺文化的年代概算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
发掘者在前后可摇摆数百年的夏代纪年中，选取了最早的极端值：公元前24世纪——前18世纪。
据此认为陶寺中晚期已进入夏纪年，陶寺遗址和墓地很可能就是夏人的遗存（高炜等1983）。
在陶寺遗址的材料公布不久，即有学者提出了与发掘者不同的认识，认为“陶寺的许多发掘资料与文献中所说的尧舜时期的情况，实在可以相互对照”
（李民1985）。
后来，发掘者也接受了“二里头夏文化说”
，认为将陶寺集团的族属推断为陶唐氏更为合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
我们注意到，上述假说的提出以及放弃，都是建立在另外的假说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的。
而包括“二里头夏文化说”
在内，诸假说都没有当时的“内证性”
文字材料的支持，论辩各方也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彻底否定他方提出的可能性。
显然，在当时有足够历史信息的文书类资料出土之前，这一思路的探究注定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
无论如何，随着陶寺这个高度发达却“不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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