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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与礼制相关的宫庙类建筑，其在遗存类型上表现为大型夯土基址，其后的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的大型建筑与其一脉相承。
由此可知，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考古学载体是大型夯土台基址，可以从中提炼出宫室建筑的几个物化要素：
一是超常规的大体量，面积达数千至1万平方米；
二是建筑位于高出地面的夯筑台基上，土木结构；
三是复杂的建筑格局，形制方正规整、封闭的庭院式布局、中轴对称等。
从建筑的空间布局上看，由微观到宏观，由单元到总体，可将宫室建筑分为单体建筑、建筑院落和建筑组群（宫城）三个层次。
在这三个层次中，单体建筑不能单独存在，而只是作为建筑的“部件”
。
真正的宫室建筑，从一开始就显现出一种复合式的结构，即建筑院落是其最小的存在单元。
宫室建筑院落的密闭性，是与宫室建筑的政治性功能相关联的。
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不让看，也是中国传统城市建筑景观的一大特点”
。
宫室建筑的内部“看不见，它只属于同样看不见的皇帝，而不属于城市，不易转化为城市纪念物”
（唐晓峰2005）。
由前述梳理分析可知，宫室建筑从诞生伊始，就采用密闭性的院落形式。
它与群众性的公众参与和开放性无缘，因而成为鉴别早期宫室建筑的一项重要的指标。
显然，宫室建筑的封闭性、独占性和秩序性特征，是早期国家政治组织形式的物化反映，构成中国早期文明若干特质的一个侧面。
由二里头文化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往上追，可知最早将夯筑技法用于建造城垣和建筑的，是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
到了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工程建筑上夯土的应用已较普遍。
这一地区直立性和吸湿性强的黄土，使得夯土版筑成为可能。
高大的夯土城墙和筑于高台上的宫室建筑等，昭示着社会的复杂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明纪念碑。
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的东北部已集中发现数座大小不一的夯土基址，发掘者推断为宫殿区。
其中最大的一处夯土基址（IFJT3）属陶寺文化中期。
夯土基址近正方形，面积大约1万平方米。
基址中部偏东残留柱网结构，面向西南，发掘者推断应为主体殿堂。
柱网所占范围长23.5米、宽12.2米，面积为286.7平方米。
殿堂柱洞有三排，总计发现18个柱础。
柱间距不一，窄者间距约2.5米，宽者约3米，中央最宽者达5米。
但由于保存状况不佳，其建筑布局的细节无从知晓。
此外，破坏夯土基址的灰沟、灰坑中还见有陶板瓦片、刻花白灰墙皮、带蓝彩墙裙墙皮及压印绦索纹的白灰地坪残块等，都表明这里曾有高等级建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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