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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所之力编撰而成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出版。
该书为夏鼐总负责，持论审慎平和。
在“新石器时代”
一章后仍沿袭成例，列“商周时代”
专章，而综述三代。
“商殷时期”
一节下设“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
专题，紧接其后的是“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
，显然仍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84A）。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考古学研究”
综述一栏，在“新石器时代考古”
下列《商周考古》一文，同时附专文《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综述此前多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
连续两个年度的《商周考古》综述文，都是由考古所的学者撰写的。
到了《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由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撰写的该时段的综述，正式冠名为“夏商周时期考古”
，延用至今（中国考古学会1984、1985、1988）。
此后，各校的“商周考古”
课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1990年代后期，“夏商周断代工程”
启动。
这应该与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的学术标杆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日益深入人心有关，抑或与1980年代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有关。
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考古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的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商周考古》（1979）
《夏商周考古学》（2013）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仍在“二里头文化”
一章前设专章介绍“夏文化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03）；2013年吉林大学三代考古教材《夏商周考古学》，鉴于“目前考古上尚未发现可标志夏代开始的确切遗存”
，“只能暂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引者注）‘新砦期’遗存的起始年代作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时代上限”
（井中伟等2013）。
可见，尽管相关教材专著经历了从书名无“夏”
到明确有“夏”
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
改为“夏商周考古”
，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
，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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