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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在回顾夏文化探索工作时,曾有这样一段表述:“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系统资料尚未发表的情况下能写出这么多文章,提出那么多观点,不能不说是个有趣的现象。”
(张立东等2001)是的,在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开始发掘,至1999年《偃师二里头(1959—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正式出版的40年间,关于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的第一手资料,最初仅发表了数篇简报,后来陆续发表了十余篇。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推定意见却层出不穷,“共识”
或“主流意见”
则一直处于摇摆之中,且这一状况还将持续下去。
这类推论与前述1950——1970年代的认知思路并无本质差别,故不赘述。
(五)其他考古学文化为夏
在学界将传说中的“夏文化”
聚焦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的同时,还有学者指认另外一些考古学文化为“夏文化”
或其先行文化,形成不同的声音。
试举要如下:杜在忠认为“夏王朝早期活动的中心应在东部黄河下游一带”
(杜在忠1985);沈长云坚持“夏前期夏族活动于古河济之间,禹及夏后相所都之城在古河济地区的中心濮阳”
的论点(沈长云1997、2007);刘宗迪也认为“古书中记载的夏墟不在河东,而在鲁西”
(刘宗迪2020);胡悦谦认为夏后氏当“原居江淮之间的涂山至南巢地区”
(胡悦谦1987);安徽蚌埠禹会村更被认为与“禹会诸侯”
的历史事件相吻合,甚至“一锤定音”
地“得到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2014);陈剩勇则认为“夏文化萌生于中国史前时代的东南文化圈;夏族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地区,而不是传统史家所说的黄河流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崛起于东南地区”
(陈剩勇1994)。
姬乃军则主张西北地区尤其是陕北黄土高原是夏文化的发祥地(姬乃军1999、2004)。
与其提出相近推论的还有易华,他认为“如果真有夏民族,最有可能形成于黄河上游大夏河地区”
;近年又提出“如果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末都,石峁遗址就是首都”
(易华2015、2017)。
至于禹兴四川与夏文化西兴东渐说,更是时常被提起(谭继和1998)。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都是围绕探索晋西南“夏墟”
与夏文化的学术任务来进行的。
1980年代,在陶寺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之际,发掘者提示“在探索夏文化的课题中,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应列为重要研究对象之一”
(高炜等1985)。
冯时则一直坚持山西襄汾陶寺为夏都:“陶寺文化扁壶上的朱书文字应释为‘文邑’,意即夏邑。
‘文邑’的名称得于禹名……禹都阳城,启兴夏邑,而陶寺早晚期文化的面貌正清晰地展现了这个划时代的历史变革,它标志着由启所开创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约在陶寺文化晚期正式诞生,其时适值公元前21世纪,与传统认为的夏纪年吻合。”
(冯时2008)
四、称呼史
最后再简单罗列一下1950年代大规模考古工作展开后,考古学界出版物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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