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呻吟的是我的母亲，垂泪的是我父亲，
我纵身跃入这险恶的世界；
无依无助，赤身露体，声震八荒
如同藏身于云絮中的魔王。
我在父亲的手掌中挣扎不止，
也在捆缚我的襁褓中奋力撕扯，
无以脱身，精疲力尽，
只好在吮吸我母亲的**时狠狠撒气!
——摘自威廉·布莱克《经验之歌》
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对两件事情的关注，或说对两个概念的留意，这两个概念在近代历史上都已变成吸引人的研究主题和学术难题。
当然，在以前，这两个概念没有现在的地位，我们所说的是“儿童”
和“语言”
。
19世纪前，“儿童”
指的是婴儿或个子矮小的成年人，他们穿着和父母一样的衣服，与父母一样，服从着相同的一套法律惩罚，包括绞刑，当然也受制于相同的道德准则；而如今，我们把一个人类生物从生理和心理两方面，成为一个独立、有责任感的个体所需要的时间，也纳入考量。
我们对这个过程投以更多关注和更复杂的兴趣——包括对语言的学习，经由语言的学习，一个人才能获得独立，建立责任感。
我们对语言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语言不再仅仅是那块让我们窥看外部世界的玻璃镜片，而成为我们形塑和限制自己目的性和领悟力的工具。
我们的哲学就是语言的哲学：维特根斯坦甚至将哲学视为“语言游戏”
，是“生活形式”
，而坚持“语言、真实和逻辑”
思维体系的那一派，则认为语言形态对自然万物本质的真实性和虚构性具有极大的创造作用。
另有一派相信“语言已与世界解离”
，语言成为一种仅仅能够对自身的组成部分及其关系和结构进行最佳阐述的局部系统。
同时，学界对语言作为权力工具、统治工具和操纵工具这一研究课题的学术兴趣与日俱增，因此随之产生的是一种新论调：儿童也应该对语言的操纵潜能有一定的熟识和警觉。
在这种论调中，有几个议题一直被争论不休，这几个议题皆与语言的政治功能性有关，比如英国人对“正确”
言谈和“有序”
书写根深蒂固的坚持，某种程度上就源于他们所属族群或等级已成为共性的口语习惯和语言结构；又比如，以既定的“规则”
框架来确认语法规则，这种做法既有实效，也有其限制；还有，语言是否能决定何种利益占上风？又或者，语言是否能改变权力结构？
（摘自斯迪尔福兹委员会关于英语教学的调研报告序言，截取的是草稿内容，后来该部分经过大幅修改）
当被告知婴儿性欲呈“多相变态”
状态，我们成年人便会闭目塞听。
而且弗洛伊德的观点肯定是说多相变态也是我们最深层欲望的表现模式——有谁会将这种主张认真对待呢？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认知从对“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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