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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尤以泉州这个大都市从这种贸易中获利颇丰。
泉州位于中国台湾岛正对面的大陆东南沿海，是许多外国居民的定居地。
公元10世纪80年代，南印度人在此地出资修建了一座佛寺。
而泉州的主要清真寺——圣友寺，则始建于1009年或1010年。
泉州还出土了200多块刻有阿拉伯文的墓碑，其数量远远超过1500年以前的任何一座中国城市。
而泉州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外国人社区。
外地人和当地人比邻而居的这种接触，对中国城市来说是不寻常的，因而引发了官员们的指指点点。
在泉州城南的国际商人社区，一名观察者指出，“诸蕃有黑白二种”
，表明社区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
到公元1000年，泉州已成为重要的国际港口。
政府规定，所有进入中国的货物必须经由指定的市舶司港口，但泉州的繁荣是因为它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个规定（这种现象从古到今都存在）。
在泉州市舶司设立之前，当地走私活动猖獗。
一名观察者指出：“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
于是在1087年，政府在泉州港口设立了泉州第一任市舶使。
自那时起，广州和泉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两个港口。
前往广州和泉州的船只大多来自东南亚及其他地区。
位列第三的宁波港的崛起，源于它是前往日本和高丽的船只的主要停泊口岸。
虽然宋朝和日本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不能互赠贡品，但船只经常往返于中国的宁波港和日本的福冈港（日本官方对外国商人开放的唯一市场）之间。
来自北方的辽朝的船只也在福冈登陆。
朱彧是广州市舶使之子，他在1117年的著作《萍洲可谈》中，对港口生活进行了许多生动的描写。
为了防止走私，政府官员在350公里长的海岸沿线设立了岗哨，以便能够发现所有抵达广州的船只。
朱彧还解释了这些船是如何航行的：知道了海岸线的轮廓后，船上的人凭借夜晚的星星、白天的日影就能确定航线。
他们还用一根末端带钩的长绳子来测试海底的泥浆，因为熟练的水手可以根据泥浆的气味和浓度来确定自己的位置。
当能见度变低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借助指南针。
为了打击走私，宋朝采取了高额的罚金制度，哪怕是走私极少量货物，也会面临全部货物都被没收的风险。
按照宋朝法律，市舶使会没收十分之一的货物，然后把剩下的货物分成“宝货”
和“粗色杂货”
两类。
朱彧是宋朝唯一一个提到从其他国家运来的奴隶的作者。
他解释说，有些奴隶最初是被海盗俘获的船员，他们拥有一项不寻常的技能：“鬼奴善游，入水不瞑。”
奴隶们知道如何“持刀絮自外补之”
，以修补船上的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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