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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所谓“经济”
，所谓“国家”
，政治学家在较小程度上，经济学家在更大程度上，都已经发展出了一些“经典理论”
，并由学人们代代传承。
简言之，他们都构筑了一些模型，只是对于自己的模型，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一向不如经济学家那么自觉。
当然，经典理论就在于构造一些概念和假设，由此做出演绎和概括；然后再将这些与各式各样的经验命题相比较。
在这些任务中，概念、步骤甚或问题都有系统的规则，至少在隐含层面如此。
上述种种或许都挺不错。
然而，在过去的形式模型里，国家与经济边界分明，也就是说它们有形式上的边界，但在相当程度上是互斥的，现在出现了两股发展趋势，使这类模型越来越不合时宜，这在经济学中已经可以肯定，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中也是迟早的事情：（1）所谓不发达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2）20世纪“政治经济体制”
——无论是极权主义的还是形式上民主的——出现的新趋势。
对于敏锐的经济理论家，事实上，对于名副其实的所有社会科学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都既产生侵蚀恶果，又蕴含积极机遇。
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格理论”
在逻辑上或许清晰分明，但在经验上却未臻充分。
这样一种理论要求我们考察工商机构的管理，考察决策者在机构内部和机构之间所担当的角色。
它要求我们关注有关人们的成本预期尤其是薪酬预期的心理机制，关注小型工商卡特尔实施的价格限定，同时必须理解其领导人，如此等等。
与此类似，要想理解“利率”
，除了非人化的经济机制，往往还要求了解银行家与政府官员之间官方及私人的交往。
我认为，每一位社会科学家都要投身社会科学，运用社会科学来进行充分的比较，我相信这在当下已是颇为强劲的关注动向，除此再无他途。
无论是理论性的还是经验性的，比较性研究都是当今社会科学最具前景的发展路径。
而在一种统合一体的社会科学下，能够把这类工作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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