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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梁漱溟者，没有也不可能违背现代化的潮流。
相反，作为现代新儒家重镇的梁漱溟，正是儒学现代化的真正推动者。
这本身就表明，对国学的护持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从上述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代表性人物对于东西文化关系的论辩可以看出，无论当事人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如何，都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
症结只是在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
其间，对于国学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梁启超的“新化”
（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演变出的“孔化”
），胡适、陈独秀的“西化”
，梁漱溟的“孔化”
，无不与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相连，无不与如何直面国学有关。
因此，我们说国学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路向问题，并不是夸大之词。
（2）现代化问题论争中的国学观。
东西文化之争后，继之出现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根据历史文献，“现代化”
作为专有名词，在五四以后的东西文化观论争中已经出现。
20年代，严既澄、柳克述等人已经明确使用了现代化概念。
胡适1929年在其有名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明确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
（Whole-heartedmodernization）的命题。
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周年，刊发特大号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
该刊编者在前言中剀切陈词，认为今后中国如“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
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
[246]。
这个专辑的编印至今已近80年，今天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我们举国上下的共识是：落后就要挨打！
如不迈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我们中华民族就会被开除“球籍”
！
当年的“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
的警语，与数十年后将被“开除球籍”
的警钟何其相似！
该专辑发表的20多篇文章，集中讨论的问题，一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困难和障碍；二是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
这次讨论的背景，一是对民族危机的急切认识；二是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
对民族危机的认识，源于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反省及对西方文明优秀成分的认知；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源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西洋文明片面认同的反省和超越，特别是对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
这样一种认识的逻辑归宿，必然是对本国国情（包括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的政治经济现实）的反思，对西方文明弱点的认识。
可以说，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关系问题的深一步思考，是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辩问题的深入。
此后，关于现代化的思考越来越广泛深入，方方面面的人士都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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