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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中”
是“和”
的表现，也是实现“和”
的方法。
“和”
与“中”
，在思想方法和价值境界上都是贯通的，因而二者往往连用。
《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以“中”
为度，“中”
即是“和”
，这是传统和谐理论的基本思路和认知准则。
从总体上看，先秦两汉儒家的中和理论，是以中庸为思想基础，以“礼”
为价值标准，以对统一体的保持、对竞争观念和行为的抑制为特征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中庸之道，虽然也包含有不偏不倚、合理适度的持中之意，但它往往是用牺牲效率的代价去维护统一体的存在，从而成为一种过分强调因循而轻视甚至压制变革的思想观点。
董仲舒们坚持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130]的守成式和谐论，就是明证。
正如中国文明的早熟一样，中国古代贵和尚中的思想，也是早熟的。
它降生于动乱迭起，“道术将为天下裂”
[131]的时代，其实质内容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价值取向，也与“争于气力”
的时代大相径庭。
然而，它表现了中国伦理型文化的基本精神，其守成的一面，在社会进入和平发展之时，便凸显出它的价值。
因此，秦汉以后，中国社会步入大一统的常轨，以儒家为代表的贵和尚中思想，正好适应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迎合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伦理情感需要，从而成为民族文化中的情感心理原则。
汉代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理论，宋明理学家的天理人欲之辩，都是以“中”
为度，以“和”
为归结的，是先秦儒家和谐理论的不同表现。
贵和尚中思想，作为古代东方文明的精髓，作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一个构成部分，它的积极作用占主导方面。
由于全民族在贵和尚中思想方面的认同，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做事不走极端，努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国人普遍的行为准则。
这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和拓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政权的维护，无疑有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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