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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秋原写于1938年、出版于1943年的《中西文化与文化复兴》，其专论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思路，就是现代化问题。
在他看来，如果不是满族入主中原、实行闭关愚民之术，“中国也许早已现代化了”
。
他认为，“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于建立现代化的中国。
我们抗战，是要打破现代化的障碍；我们建国，就是建设现代化中国之基础”
。
“所谓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机械化的意思，就是民族工业化的意思。
中国必须现代化，才能生存于现代国际环境中，才能洗刷我们的落后和污秽，浅薄和玄虚。
而现代化也是中国自然前途。”
[247]全盘西化的极力倡导者陈序经，1932年撰写了《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一文（发表于1933年），批驳当时流行的教育中国化观点。
他认为，所谓中国化，实际上是抵制现代化，是以国情论来排拒现代化，是开倒车。
他的结论是：“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
只有现代化的教育，才是活的、生的、新的教育，因此必须“赶紧的，认真的，彻底的现代化”
[248]。
而他所谓现代化，就是彻底的西化：“全盘西化是必然的趋势。
我们所要明白的，是要自己化自己，毋待到他人来化我们。”
[249]胡秋原和陈序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颇为不同，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国学的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
但他们在关于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而且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却是相反相成。
可见，无论论者主观意识如何，客观上，国学（传统文化）问题的论争，渗透着中国现代化的精神。
其实，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并非在时间上单线发展、前后相继，而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
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正面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期。
根据文献，仅仅直接以“现代化”
命题的论著，就有相当数量。
例如，杨幸之的《论中国现代化》、亦英的《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1933），张素民的《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1933）、董之学的《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1933）、陈高傭的《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化》（1933）[250]、周宪文的《“中国传统思想”
与“现代化”
》（1948）、吴世昌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1948），等等。
（3）中国文化出路论争中的国学观。
与现代化问题讨论密切相关，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探讨随之而来。
1935年年初，王新命、陶希圣、萨孟武、黄文山等10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宣言”
认为文化意义的中国不见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思想的内容和形式，都已失去本来的特征，在此状况下的人，也已逐渐不能算是中国人。
“我们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作者认为，“要使中国能够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251]。
“宣言”
认为，要从事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讨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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