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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复古、西化（模仿英美、意德）、俄化，都不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求，因为这些主张“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和时间的特殊性”
。
“宣言”
提出，“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
。
徒然赞美或者诅咒中国的制度和思想，都没有意义；对待过去的一切，应当用检讨的态度，“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
，把过去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把过去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淘汰务尽，无所吝惜。
在这样一个价值原则立场上，吸收欧美文化中所应当吸取的，而不应当不加分辨地全盘吸收。
“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
。
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应有基本的立场：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既不守旧，也不盲从。
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若流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
最终，“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
[252]。
这篇“宣言”
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限于本文的主题和篇幅，其间的是是非非此处姑且不论。
如果单从文化建设的层面考察，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考察，从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的角度考察，则这篇“宣言”
所强调的文化建设应当注意主体意识，提升主体精神，从本国国情出发吸纳外国优秀文化，增强文化建设的民族性并关注时代性，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这里的关键，是作者们对于本国文化的分析的态度，对于本国固有文化优秀成分的肯定，同时对其糟粕的严肃批评以至抛弃的态度。
可以说，在如何对待国学的问题上[253]，“宣言”
还是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高度，从中华文明复兴的良好愿望出发，因而值得给予相当程度的肯定。
之所以如此，在于“宣言”
的思想脉络，是中国如何在现代化发展途程中，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保持文化层面的民族自我意识，弘扬文化建设的主体性。
[254]这篇“宣言”
所论辩的“本位文化”
的“本位”
问题，实际上关涉到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问题，亦即中国化问题，这个问题，在继后的文化讨论中，进一步凸显出来。
张申府专门撰写了《论中国化》（1939）一文，艾思奇著有《论中国的特殊性》（1939），嵇文甫写了《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1940）[255]，至于其他虽然题目没有出现“中国化”
而实际内容是研讨“中国化”
问题的论著，则有很多。
当然，论者间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相当矛盾对立，例如张申府、艾思奇和嵇文甫之间，其观点就很不一样。
但是，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化”
问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如何实现中国化问题，则是无可争议的关注重心。
这本身也反映出国学论争的本质，反映了国学与现代化进程、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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