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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前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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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研究，始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354]。
在此之前，已经有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出版。
谢著是由中华书局于1916年出版的，写作的时间更早。
书中分三编论述先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哲学史，内容涉及诸子哲学、儒道佛学派，以及各个阶段的若干人物的哲学思想。
在今天看来，谢著的内容确实比较单薄，质量不精，研究方法陈旧，没有超出传统学术的范畴，但它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
[355]，有开拓之功。
而在谢无量之前，更有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出版。
该书于191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署名蔡振，是我国学者运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伦理学史的第一部著作。
书中将中国伦理学史分为三个时代，即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时代。
书中论述了从孔子到王阳明一共二十八个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并在附录中论述了戴震、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
当然，蔡元培的这部《中国伦理学史》，还不是我们今天典范的中国哲学研究著作，但是，它所用的方法、它的体例、它的内容，无疑属于中国哲学史的范畴。
特别是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出版的不少中国哲学通史或者断代哲学史著作，往往要论列思想家或者学派的伦理思想的情况，则我们说它开启了此后中国哲学研究的先河，一点儿也不为过。
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以后，陆续出版了多种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
20世纪20年代，主要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356]，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357]，谭戒甫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358]，熊十力的《唯识学概论》[359]。
20世纪30年代，主要的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360]，方授楚的《墨学源流》[361]，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362]，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363]，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64]，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65]《先秦诸子系年》[366]，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367]，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368]，容肇祖的《魏晋的自然主义》[369]《李卓吾评传》[370]。
20世纪40年代，主要有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371]，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批判》[372]，郭沫若的《十批判书》[373]，杨荣国的《孔墨的思想》[374]《中国古代思想史》[375]，赵纪彬的《古代儒家哲学批判》[376]，熊十力的《新唯识论》[377]，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378]《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379]，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380]，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381]，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382]，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383]，等等。
上述诸多成果，各有其特色和贡献，但真正对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深远者，还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为代表。
而梁漱溟、张岱年的著作，真正发生重大影响，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则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热潮兴起以后的事。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第一部用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哲学，用现代方法建构中国哲学体系的专著。
他在书中十分重视方法论，认为哲学史是关于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
[384]，主张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观念对其进行历史的考察；认为“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
[385]，哲学史是“循序渐进的思想发达史”
[386]；主张用西方哲学的体例和模式，建构中国哲学史体系。
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一书中主张，研究哲学史“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387]；注意探讨哲学家思想的中心观念及其层次构架，以及学派的兴替和思潮的演变。
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以问题为纲，把中国哲学史分成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等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分成一些问题、范畴（该书的副标题就叫“中国哲学问题史”
），侧重于对中国哲学固有范畴、概念的梳理，考察其历史演变，并探讨了中国哲学的特点。
这部著作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撰写体例，都有开拓之功，后来90年代方立天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388]便是对这部著作的继承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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