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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不能不谈冯友兰在抗战时期撰写并出版的系列著作“贞元六书”
。
“贞元六书”
是冯友兰发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忧患意识，“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
的结果。
当时，颠沛流离的生活，“民族的兴亡和历史的变化”
，给了他“许多启示和激发”
[389]。
因此，他先后完成了《新理学》[390]《新事论》[391]《新世训》[392]《新原人》[393]《新原道》[394]《新知言》[395]六部书[396]。
“贞元六书”
形成了冯友兰的“新理学”
体系。
按照冯友兰自己的讲法，“‘新理学’是‘接着’道学讲的”
[397]。
“贞元六书”
出来之际，受到当时的进步人士的猛烈批判。
今天，如果从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的层面考察，冯友兰的“贞元六书”
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这个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冯友兰哲学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哲学工作者对于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内容和方法上的突破，昭示了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以及西方哲学的中国化的一个途径。
正是以“贞元六书”
为重心的新理学的形成和传播，使得冯友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
[398]。
直到现在，“贞元六书”
对于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士，都是必要的参考书。
综观20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大致可以这样说：学者们都重视方法论的问题，都重视中国哲学固有概念的诠释、中国哲学发展线索的清理，以及中国哲学特点的揭示。
而且，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作者都借鉴、采用或者认可西方哲学的理论分析和体系建构方法。
此外，研究者们都有深厚的忧患意识，力图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复兴作出贡献，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相结合，也是这个时期中国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
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学理研讨为上”
是重要的特征。
把哲学史看做思想发展的历史，认为哲学史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独特的范畴和概念，是这个时期的普遍认识。
同时，伴随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并参与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进程。
这个时期，学术界对于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作为一个现代意义的学科门类，取得了初步的共识。
但是，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实践条件的限制，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还不是很确定，传统的学术史、经学史的研究思维，混杂古今中西之思的文化史、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思路，各自为战，多元并存，造成了繁茂芜杂的局面。
上述代表性成果的内容、方法和思想价值取向，便是重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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