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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从而与“哲学”
学科并列，但鉴于它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属于“中国哲学”
学科，故这里仍然需要简要地对其成就进行介绍。
主要的有：任继愈主编的《宗教辞典》[551]《中国佛教史》[552]，方立天的《佛教哲学》[553]《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554]，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555]，赖永海的《中国佛性论》[556]，郭朋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557]《隋唐佛教》[558]《明清佛教》[559]，石峻、楼宇烈、方立天等汇编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560]。
关于道教的著作，有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561]，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562]，卿希泰的《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563]，牟钟鉴等人的《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564]，胡孚琛的《魏晋神仙道教》[565]，等等。
第十二，少数民族哲学研究。
可喜的是，过去一直缺少研究、没有什么成果的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在后二十年取得了不少成绩。
主要的有伍雄武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566]《彝族哲学思想史论集》[567]《纳西族哲学思想史论集》[568]等。
少数民族哲学研究成果的出现，拓展了传统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深化了人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丰富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成果。
传统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不重视自然科学的，自然也不重视甚至完全忽视中国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研究。
这种情况，在后二十年得到改变。
已经取得的成果，除了前述萧汉明的《医易会通精义》外，还有刘长林的《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569]，李申的《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570]，张荣明的《中国古代气功与先秦哲学》[571]，周瀚光的《传统思想与科学技术》[572]，王庆宪的《中医思维学》[573]，邱鸿钟的《医学与人类文化》[574]，马伯英的《中国医学文化史》[575]，李经纬等人的《中国古代文化与医学》[576]，徐仪明的《性理与岐黄》[577]，黄崙的《医史与文明》[578]，等等。
这些著作的出版，对于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于深化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总的说来，后二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思想开放，方法多元，成就巨大，远远超过前八十年的成绩。
当然，其间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为：第一，对于中国哲学的功能的认识比较片面。
要么将其看做单纯的理论思维的训练工具，要么将其看做实用性精神文明建设的手段，要么将其当做抵挡西方文化的盾牌，等而下之者，将其当做沽名钓誉的工具。
第二，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不够。
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之间的界限没有比较科学的、公认的界限（这从上述研究成果也可看出），中国哲学的范围、对象表面上看已经清理得比较清楚，而在实际操作中却仍然比较模糊。
第三，原创性思想及其论著比较缺乏。
评介性、借鉴性、描述性的论著居多，真正从哲学的层面展开对中国哲学研究、从中国哲学史的层面理解、提升哲学理论的论著甚少。
第四，中国哲学大家的培养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既是哲学家又是哲学史家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
这些，都有待于在新世纪的研究实践中得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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