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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荣国于1978年在猛烈的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中凄凉地死去，而冯友兰则在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全稿之后，于1990年寿终正寝。
两人的政治悲剧和学术悲剧，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头三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坎坷。
在头三十年这个阶段，中国哲学研究的资料也得到出版。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合编了《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该套资料分为四个分册：先秦分册（上、下）、两汉隋唐分册（上、下）、宋元明分册、清代近代分册。
1973年，适应毛泽东提出的“学一点哲学史”
的需要，中华书局将该套资料更名为《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重新印行。
在这个阶段，除了前述成果外，还出版了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414]，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415]，熊十力的《原儒》[416]《体用论》[417]《明心篇》[418]，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419]等重要著作，再版了郭沫若的《青铜时代》[420]《十批判书》[421]，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422]，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册）[423]等书。
在头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过程中，还开展了多次激烈的学术讨论。
主要的有：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关于《周易》的讨论，关于老子思想的讨论，关于孔子思想的讨论，关于庄子思想的讨论，关于董仲舒思想的讨论，等等。
其中，冯友兰、金景芳、蔡尚思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任继愈关于汉唐佛教哲学的研究，关锋关于以庄子为核心的先秦哲学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总的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头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人才的培养，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建设等方面，学者们都作出了巨大的、艰辛的努力。
因此，不能说头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一片漆黑，不足挂齿。
但是，应当如实地承认，头三十年的研究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偏颇和失误。
在普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尽管出现了一批有新的观点、方法和内容的有价值的论著，但由于受到极“左”
思潮的影响和畸形政治的干预，中国哲学的研究一度走入歧途，典型的例子便是50年代后期竟然提出要“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
，对不同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并进而上升到政治批判，以阶级斗争来诠释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
发展到“**”
中的“批林批孔”
“评法批儒”
，更是荒谬绝伦。
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某些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被奉为教条，僵化粗暴，使得中国哲学的研究变质为对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的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简单定性。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愿望成为泡影，中国哲学研究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2）后二十年（1979—2000年）。
20世纪的后二十年，是中国哲学研究万象更新、百花齐放的时期，是整个20世纪取得最为丰硕成就的时期。
第一，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
进入80年代，随着政治动乱的结束，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出现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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