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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研究性教材，任著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问题，指出：“对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关于这一方面的叙述只好暂缺。”
[408]这个问题，直到近年才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召开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哲学的学术会议、出版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专著，可见任继愈先生等人研究问题的别具匠心。
70年代，在这部教材的基础上，改写成为《中国哲学史简编》[409]，印数甚大，对于中国哲学的宣传、普及起了积极作用。
在头三十年这个阶段，几乎可以说是与任著《中国哲学史》的出版相对应，冯友兰先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在新中国成立后是被当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的。
他经过自我思想批判，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410]，“新编”
第一、第二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64年6月。
这两部书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
此外，冯友兰还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411]，并出版了表达自己学术见解的《中国哲学史论文集》[412]《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413]。
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曾经红得发紫至今比较敏感的人物，那就是以红色专家著称的杨荣国的研究成果。
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虽然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以前，但正式出版则在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由杨荣国主编，陈玉森、李锦全、吴熙钊编著的《简明中国思想史》。
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荣国主编，李锦全、吴熙钊编著的《简明中国哲学史》。
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
。
杨荣国5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表现出他独特的学术见解。
该书在70年代由于政治情势的推动而大量印行，但内容只字未改。
该书对于中国哲学史的传播和研究，其作用主要是正面的。
直到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不少研究者还从中吸取知识和智慧。
杨荣国60年代初期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曾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于宣传、传播中国思想史起了积极的作用。
1973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也是受到当时政治情势的推动，印数极大，影响极广。
这部著作，就其内容而言，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无人提出异议。
问题在于，1975年出版的该书的“修订本”
（《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是根据江青一伙的所谓“儒法斗争”
观进行“修订”
的。
这个“修订本”
，在粉碎“四人帮”
以后，受到学术界理所当然的激烈批判。
发人深省的是，杨荣国是以“紧跟”
鞭策自己，以红色专家著称，以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而自傲；冯友兰则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面教材”
而存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洗心革面，获得“新生”
。
杨、冯二人无论在政治立场还是学术见解方面，都大相径庭。
可是，二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学术经历，都是被政治利用，在畸形政治的挤压下，违心地发表了不少“学术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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