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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峡两岸40年来各自发展的社会现实，对现代新儒家们复兴儒学的热情不啻一瓢冰水！
大陆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自然不会给儒学以既往的地位；在台湾，复兴儒学的主张也没有多少市场。
它不但为台湾当局所冷落，而且为知识界所批评，顶多不过是大学校园里某些学术沙龙中的清谈而已。
从理论上看，复兴儒学，靠心性之学来融合西方现代科学民主，并不具备外在的可操作的理论架构。
而且，在儒学的框架内加进科学民主的方法，正犯了现代新儒学所诟病的文化“加添法”
。
他们在《文化宣言》中强调，不能把别的文化的价值与理想加入现代中国文化之中。
同时，他们也承认，传统儒学并未开出科学与民主。
照此推理，岂不陷入两难境地，何以自圆其说？而且，他们一方面承认，仅靠道德说教，是无法使专制君主不专权不专位的；另一方面又鼓吹道德良知可以辗转开出民主科学，这岂非自相矛盾？难怪新儒家在台湾也“长久以来为人所质疑”
[159]、所批评。
有趣的是，台湾鼓吹“儒学第三期发展”
的学者中，有人提出了“海洋文化的儒学”
。
力倡此说者是东海大学的蒋年丰先生。
他在1990年2月出版的《中国文化月刊》上发表了《海洋文化的儒学如何可能》一文。
他认为，台湾“孔孟学会乃是彻彻底底的‘政治化的儒家’”
，以牟宗三为首的鹅湖派，“也非是为民请命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学”
。
这二者都丧失了杜维明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
现时代需要的是一种新儒学，即作为第三期儒学发展的“海洋文化儒学”
。
他指出，海洋文化的儒学是与西方文化激**之后产生的，它包括思辨哲学、价值哲学和社会哲学，而已社会哲学为重点。
海洋文化的儒学以“公道”
（justice）为第一序列概念，以仁、义、孝为第二序列概念，这“是将古典的伦理思想现代化”
。
社会体制合乎公道，仁德与礼教自然流畅；家庭之中有公道，则孝道自然保存。
“所以海洋文化的儒家事实上可以涵括内陆文化的儒家。”
古典的“礼乐之邦”
由官吏和圣贤判断是非礼义，重治道，强调吏治；现代的“公道之国”
以民意舆论裁定公道与否，重政道，强调民主。
由此，就“巧妙地解决了儒学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困境”
。
平心而论，蒋年丰关于“海洋文化的儒学”
这一概念的提出，较之现代新儒家第一、第二代反复申论儒家“怵惕恻隐的道德的心”
，企图以此解决一切问题的老套路，确有一新耳目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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