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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官僚集团将目光投向了梅特涅的政治对手，掌管政府财政大权的科洛夫拉特·利伯斯坦斯基伯爵。
科洛夫拉特并不是一位改革派，但他更不是一个白痴。
他曾对梅特涅说道，“你们只知滥用武力，一味刻板地维持现状。
在我看来，这无疑将成为革命爆发的导火索”
。
1830—1831年，通过削减军费开支，科洛夫拉特暂时维持了预算平衡，他本人的政治声望也因此得到飞速提升。
1835年，弗朗茨的儿子斐迪南继承皇位。
儿时所患的佝偻病为斐迪南留下了癫痫的后遗症和一个奇形怪状的头盖骨，然而作为君主，他的最大缺陷却来自对国事漠不关心的天性。
和几位先祖如出一辙，斐迪南同样沉迷于植物学的世界——一种翡丁香属热带开花植物就是为了纪念斐迪南而命名的。
在弥留之际，尽管弗朗茨嘱咐斐迪南“要统治，不要变革”
，他依然明智地设立了一个摄政委员会，或称国务会议，代表斐迪南行使职权。
从此，科洛夫拉特利用国务会议对梅特涅横加掣肘，全力阻止任何扩充军费预算的企图，但出于对国家财政发生崩溃的顾虑，他也未能对农民的境遇进行有效改善。
在1846年加利西亚爆发的血腥暴乱中，农民对地主大开杀戒，四轮马车上的人头堆积如山，农村地区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此时的国务会议却因无休止的辩论争吵陷入瘫痪，无法达成任何决议。
在斐迪南当政期间（1835—1848），梅特涅彻底失去了对国内政局的控制，这一时期内的镇压活动，大多应归咎于科洛夫拉特和他在国务会议的党羽，而非出自梅特涅之手。
即便如此，梅特涅仍被视为这一切乱局的罪魁祸首，人们相信是他一手造就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内政府和山雨欲来的国际环境。
在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1830）中，流亡伯爵阿尔塔米拉在舞会上避开美丽的玛蒂尔达，转而与一位秘鲁将军进行交谈，因为“梅特涅创造的欧洲令他深感绝望”
。
在安东·冯·奥尔施佩格的政治诗作《维也纳诗人漫步》（1831）中，奥地利民众纷纷拍打梅特涅的房门祈求获得自由。
的确，1848年，梅特涅的个人形象在公共语境中已经无可挽回地沦为“吸血内阁中的头号吸血鬼”
“邪恶的魔鬼”
以及“敲骨吸髓的守财奴”
。
然而，欧洲地图悄然无声地见证着梅特涅的伟大成就。
他在拿破仑铁蹄留下的废墟上，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崭新的奥地利帝国为主导的欧洲新秩序，并从这里将玛丽亚·特蕾莎泰勒银币带往非洲大陆。
1814—1815年，梅特涅在维也纳会议上参与划定的边界，勾勒出一幅欧洲大陆国家体系的宏伟轮廓，并在他的全力维护下一直延续到1914年。
有了稳定的政治核心，欧洲大国间的冲突呈现“边缘化”
趋势，战场也转向了地处偏远的东方奥斯曼帝国和南方的殖民地争夺。
1815—1914年，欧洲大陆仅发生了四场短暂的战事，相比之下，1700—1790年，欧洲大陆至少经历了16场多个主要列强参与的大型战争。
梅特涅并没有为欧洲带来和平，但他为后世政治家们铺平了通往和平的道路。
在梅特涅的带领下，奥地利帝国摆脱了拿破仑时代的荫翳，从边缘之国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仲裁者，在近4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都是镇压革命暴动的顽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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