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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外交政策领域，工作范围几乎被公认为域外各国、匈牙利以及伦巴第-威尼西亚。
由他主推的行政改革计划，被奥地利帝国皇帝束之高阁。
数目众多的国家委员会成了梅特涅的梦魇，它们对政策进行烦琐细致的审查，并通过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在梅特涅的设想中，政府阁僚应被赋予实际行政权力，以便对政策进行自主协调磋商。
然而弗朗茨皇帝拒绝了他的提议，“我不喜欢改变，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健全而完备的”
和“改革的时机尚未成熟”
之类特色鲜明的评论，无不体现出弗朗茨刚愎自用的政治固见。
弗朗茨与梅特涅一致认同，革命运动对奥地利帝国的稳定和欧洲现有秩序构成威胁。
在他们以及众多政客的幻想中，巴黎存在着一个制造并输出革命威胁的秘密委员会，然而他们并不了解，当时的革命运动组织异常松散，活动方式呈现出现代恐怖分子鲜明的“地域专属”
特色。
分布在那不勒斯、西班牙、俄属波兰、巴尔干地区以及拉丁美洲的众多革命领导者，相互联系，彼此支持，互相交换传阅宪法草案和革命宣言。
它们在监狱和所谓的社团密友中秘密传播蔓延，并吸纳采用了共济会的入会仪式、暗语体系以及歃血盟誓。
梅特涅利用奥地利在德意志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在其全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审查运动，只有超过320页的书籍可以免予审查，因为这些书籍无论是对读者还是审查官员都显得过于冗长枯燥（不是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的20页，而是20张——每一张相当于一张折叠起来的16开活页）。
他还敦促德意志各统治者对忤逆王权的政治组织、示威游行以及代表机构予以查封取缔。
而在奥地利帝国内部，审查制度的执行效果却事与愿违，因为维也纳仅有的25名审查官员每年负责审查的书籍就多达上万册。
奥格斯堡出版的《自由汇报》以及《莱比锡边境报》均享有充分发行自由，只有个别刊号遭到当局没收，而官方发行的《维也纳日报》则对外国新闻进行了广泛而客观的报道。
总体来说，思想的压迫程度微乎其微，梅特涅更喜欢通过告密者和监控网络对舆论进行监督，而不是防患于未然。
他曾深情追忆儿时的导师，一位投身于革命共和主义思想的“政治精英”
，而且他从来无意对错误的理念进行惩罚。
政治犯通常被指控犯有某种具体罪行，包括参加违禁社团或积极策划暴动，而不是仅仅持有某种错误理念。
即便在伦巴第-威尼西亚，一片以盛产阴谋著称的地区，梅特涅的官员对斯卡拉歌剧院寄予的期望也远胜于警察机关，他们认为，正如马戏团完成了对古罗马人的驯化一样，歌剧表演同样可以为意大利人注入顺从的血液。
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梅特涅以煽动罪为名，将自由反对势力领导人——路易斯·科苏斯、拉斯洛·洛瓦西以及尼古拉斯·维瑟莱尼——投入监狱。
然而，这几位囚徒一直在位于南摩拉维亚的斯皮尔堡监狱中享受着惬意的幽禁时光，很快便于三年后获得赦免。
但是，对梅特涅统治最为坚定的反对力量来自政府内部。
不断涌入的改革热情，在官僚系统内掀起一股社会改良的浪潮。
尽管弗朗茨皇帝对改革创新百般抵触，官僚机构依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1803年，全新刑法典颁布；1811年，《民法典》颁布，其中取消了贵族阶层的特殊法律地位；大量开设技术和采矿学院；扶持雄心勃勃的工商业发展规划，尤其是铁路网络建设以及电报线缆铺设。
鉴于公务人员每年都要进行宣誓，声明自己没有加入任何秘密社团，于是他们纷纷涌入读书俱乐部，在这个获得警察机关默许的组织中，会员之间可以互相传阅遭到封禁的国外报刊和书籍。
在维也纳的近千名公务人员中，近200人成为法律和政治阅读联盟会员，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涉猎卢梭、早期瑞士共产主义作品，甚至还能读到《进步报》，倾听意大利年轻革命者的声音。
官僚集团强烈要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度，让佃农得到他们耕种的土地。
然而，这就意味着本应拨付军队的费用将会遭到侵占，用以支付对地主阶层的补偿。
梅特涅的外交政策立足于潜在的武力干涉可能，因此他倾向于保持数额庞大的军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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