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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
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
他提出要“纯用重典”
，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
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
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
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
之道，在这个时候已经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
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
在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
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申不害、韩非）。
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
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
民国的何贻馄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
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
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有渐臻成熟，无以复加。
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至可说是一生多变，他是在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
1857年2月奔丧至家，到1858年6月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
这一年半，是曾国藩一生思想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
在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
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
的坚定胸怀。
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了君王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
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
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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