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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工程未能竣工，但有两卷得以问世，第一卷出版于1740年，讨论的是巨石阵；第二卷在三年后出版，讨论的是埃夫伯里石阵。
斯图克利认为这些遗迹是“古代凯尔特人的神庙”
，因此是古代德鲁伊的领地。
斯图克利的研究始于对这些遗迹及其地貌的细致观察和描绘，但是，随着他对德鲁伊教的狂热，他修改了事实，以适应日益花哨的理论。
埃夫伯里石阵及其林荫道和被称为圣所的小圈子的平面图被逐渐改变，最终成为一条身体（埃夫伯里石阵）盘绕一圈的蛇，圣所则成为蛇的头（在后来的绘画中，圣所变得更像是一个头的形状）。
在斯图克利看来，德鲁伊的作品在英国乡村的古代遗迹中随处可见。
其他许多人和斯图克利有同样的嗜好。
那位整理爱尔兰语词汇表的约翰·托拉德在1719年写作了《德鲁伊的历史》（HistoryoftheDruids），发表在1726年和1747年出版的文集中。
在布列塔尼，佩松的工作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凯尔特人和德鲁伊的兴趣。
他们把所有现存的巨石纪念碑都归于凯尔特人时期，尤其是德鲁伊时期。
无论是马洛·科雷·德拉·图尔-道弗涅（MaloCorretdelaTne）的《欧洲最古老的民族高卢人的起源》（auloisescellesdesplusanspeuplesdel’Europe，1796），还是雅克·康布里（JacquesCambry）的《凯尔特遗迹》（Moiques，1805）都持这种观点。
虽然18世纪古物学家的过分行为可能看起来很有趣，甚至滑稽，现在取笑他们似乎不难，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假设是考古学迷人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
对他们来说，巨石纪念碑的建造日期并不确定，把他们初次研究的最伟大的野外纪念碑与他们新发现的凯尔特人概念联系起来，这不是不合逻辑的。
直到19世纪，才有了一个基于三时期分段法的相对年代表，即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的技术变化的概念，使巨石阵的年代可以被测量，并与凯尔特人的时代分开。
然而，如果我们接受上述观点，即凯尔特语的起源要早得多，那么18世纪的学者也许错得就没这么离谱了!18世纪的凯尔特热更具有创造性。
如果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是凯尔特人的直系后裔，那么在今天的文化中，是否有可能找到过去的回声呢？
最早声称这样做的人之一是苏格兰人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Ma），他在1760至176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诗歌，并将这些诗歌归于半传奇式的凯尔特诗人芬格尔（Fingal）之子奥西恩（Ossian）。
第一卷名为《苏格兰高地收集的古诗歌片段，由盖尔语或厄尔斯语翻译而成》（FragmentsofAry，colletheHighlandsofSd，andtraheGaelicuage）。
接下来是两部长篇史诗，《芬格尔》（Fingal，1761）和《特莫拉》（Temora，1763）。
他声称，他的资料来源是1200或1300年前的两部手稿。
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他的翻译工作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奥西恩诗集》被广泛阅读，成为19世纪初欧洲兴起的自由运动的灵感源泉。
然而，它几乎立刻就遭到了批评，并被斥责为伪造。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手稿存在，而这些诗歌都出自麦克弗森本人之手，旨在为苏格兰提供一个像荷马史诗那样的传统。
他为自己所知道的盖尔口头传说赋予地域感，并为之增添色彩。
他有可能接触到了16世纪的文本，但出版的《奥西恩诗集》是麦克弗森本人的创作。
在布列塔尼，寻找过去真实声音的工作也很快开始了。
1838年，年轻的布列塔尼贵族赫萨特·德·拉·维拉马克子爵出版了一本歌谣集《布列塔尼歌谣》，这些歌谣是他在布列塔尼的农民中收集的。
这部作品立即获得了成功，因为它准确地表达了热爱凯尔特传统的浪漫主义者的需求，其他人也纷纷效仿，在乡间搜寻古老的歌谣。
随着更多的歌谣被了解和发表，人们开始怀疑《布列塔尼歌谣》的真实性，在1867年于圣布里厄举行的凯尔特人大会上，对拉·维拉马克的猛烈攻击达到了**。
尤其具有破坏性的是R.F.勒曼（R.F.LeMen）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同时发表的一部作品，直接对拉·维拉马克发起挑战：“你可以扮演吟游诗人，甚至可以扮演德鲁伊，但是请不要试图用你的发明篡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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