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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个常识问题。
倘若崇祯的库中有许多银子，他到不得已时断不会宁肯亡国和置一家一族的性命于不顾，不肯拿出库中银子。
这段话表明姚雪垠同志赞成大顺军进入北京的时候明内帑空虚的说法。
上面的引文列举的几种史料显然是以符合他自己的口味作为取舍标准。
雪垠同志把史惇、胡介祉、王世德、李清、谈迁、毛奇龄诸家的著述推崇为“有价值”
的文献资料，而对于相反的记载则绝口不提，仿佛经过上述诸人的“驳议”
就全被驳倒了似的。
让我们先来看看大顺军占领北京时在场的几个明朝官员的记载。
赵士锦在《甲申纪事》中说内库“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里写道：“按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
其在户部者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而已”
；大顺军破城时任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的张正声说：“李自成括内库银九千几百万，金半之。”
[18]三书记载具体数字不完全相同，但都说有几千万两。
我以为这些记载比姚雪垠同志推荐的那些史籍要可靠一些，因为作者都是明朝廷的现任官员，当时又都在北京。
关于明末内帑，爱新觉罗·玄烨有这样一段话：康熙五十二年闰五月丁未朔乙卯日“上谕大学士等：……明代万历年间于养心殿后窖金二百万金。
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挈金而逃。
因追兵甚迫，弃之黄河。
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难三分已失其一。
又于达赖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赀。
朕自御极以来，酌量撙节，不敢滥费。
从古无如朕之节用者”
[19]。
康熙是了解情况的[20]，他说得很清楚，仅养心殿后面一窖就有二百万两银子；而且明代的帑金似乎还很多，大顺军带走的只占三分之一，其他在顺治年间用去不少。
再来看看雪垠同志所介绍的胡介祉、史惇、毛奇龄是怎么驳议的。
他在评文中抄录了一大段胡介祉的《茨村咏史新乐府·内帑疑》的小序，这篇东西的史料价值很低，它的前一部分取自王世德《崇祯遗录》，后一部分取自史惇《痛余杂记·东厂》条。
史惇把加派练饷数字误记为二百四十万两，胡介祉也依样画葫芦照搬过来，说明作者不过是人云亦云，自己并不了解真实情况。
至于王世德的驳议有几点需要指出。
一是说“天启在位七年，蓄积扫地无余”
，未必是事实，赵士锦等人就说过“闻自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动也”
。
二是魏忠贤乱政时期肯定盗窃和花费了部分内帑，但是崇祯皇帝即位以后籍没魏忠贤和客氏所得银财也必然非常惊人。
清赵翼说：“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亦骇人听闻。”
他指出，英宗亲信太监王振籍没时仅金银即达六十余库，武宗时刘瑾籍没之黄金达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
“至魏忠贤窃柄，史虽不载其籍没之数，然其权胜于瑾，则其富更胜于瑾可知也。”
[21]这虽然只是赵翼推测之词，但崇祯年间内帑不会太少当是事实。
三是王世德说朱由检把宫中金银器物都输银作局化成锭块充作国用，“人所共见，空乏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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