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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雪垠同志声称，“我认为以上史料比较真实或接近真实”
。
但他又断然宣布“由我发难，开始指出其不符合事实，并否定吴三桂是因陈圆圆降清之说……”
所引史料既然说刘宗敏逼吴襄交出陈圆圆，没有达到目的就“拷之酷”
，那么，吴三桂得到消息说刘宗敏要夺他的爱妾，使老父也受到连累，遭受严刑拷打，因此一怒而去也是说得通的。
可见，雪垠同志的论证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不过是在刘宗敏把陈圆圆弄到手的问题上发表了一种倾向性意见而已。
关于追赃助饷，雪垠同志说：“郭沫若同志在追赃问题上的错误有二：是不知道追赃是大顺军的政策，所得银子是大顺国库收入，不能作为刘宗敏之罪。
（此处似当有“一是”
或“二是”
两字）对此重大问题，不多看一点史料，误信宫中藏银传说而轻易大发议论。”
派给郭老的这两条错误都不合适。
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里只说了刘宗敏进京后忙于追赃，这种事交给刑官干就行了，像他这样第一流的大将如能出镇山海关，形势就将大不相同。
郭老的这种叙述并不能构成或引申出雪垠同志指责的第一条错误，大体而言对刘宗敏的这种批评还是站得住的。
不管是李自成指定还是刘宗敏自告奋勇，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由他去主持追赃事务，确实是杀鸡用了牛刀。
大顺军进京之后对投降过来的明朝官绅追赃助饷在策略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
这就牵涉到明内帑的问题。
因为大顺政权宣布了三年免征，如果内帑早已空虚，不搞追赃助饷无法解决军队和政权机构的费用。
为了判断郭沫若同志是否“误信宫中藏银传说而轻易大发议论”
，需要对大顺军进京时的内帑情况做一点必要的探讨。
明朝末年皇宫中的内帑一直是个说法互歧的问题。
崇祯年间由于财政破产，国库空虚，内外臣工们经常要求发放内帑以解燃眉之急。
朱由检却硬说内帑罄竭，只有用加派赋税的方法来应付日益增长的军费。
所以，崇祯一朝十七年间三次加派，总额高达一千多万两，超过常年赋税的一倍。
朝廷还雷厉风行地以征解足额与否作为考察地方官员的首要标准，以致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有司但行催科，不问抚字。”
朱由检的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把大批农民赶到了起义军一边去，结果是加速明王朝的灭亡。
大顺军占领北京的时候，明朝大学士范景文亲眼看到了这场天翻地覆的变革，自尽前说了一句老实话：“今日之事，皆谋国者深刻剥削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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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朱由检究竟是惜帑装穷还是确实因为内帑已尽不得已而加派呢？这个问题在大顺军进入皇宫之后应当真相大白了，然而随着大顺政权的失败，史家又纷纷聚讼不休。
有的说多达数千万两，足够若干年的加派；有的则同朱由检唱一个调子，说是早已囊空底尽，连宫里的金银器皿都化成锭块充作国用了。
还有一种折中而又离奇的说法：宫中金银确实还多，只是簿籍被太监们藏匿，以致朱由检连自己有那么多金银都一无所知。
这种说法显然是为了减轻朱由检的罪责而编造出来的，不值一驳。
雪垠同志的《评〈甲申三百年祭〉》第六部分是专门讨论明末内帑的。
他说：
关于所谓宫中存银的问题，从清初开始，许多人做过驳议，其中有的人曾在崇祯朝做过与管理财政有关的官员。
关于这方面的有价值文献资料甚多，可以看一看以下几处记载便知：史惇的《痛余杂记》、胡介祉的《茨村咏史新乐府》、王世德的《崇祯遗录》、李清的《三垣笔记》、谈迁的《国榷》、毛奇龄的《后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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