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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潜与之约，能复一城一邑者，即以与之。
而其中有能斩献贼之头来归者，即举蜀地爵之。
如此将不烦大兵而蜀可以得，献贼可灭，其众且可收之以为用。
……[28]
甲申八月，弘光朝廷正式任命前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王应熊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军务，开府遵义，赐以尚方剑，便宜行事，“专办蜀寇”
[29]。
同时任命樊一蘅、马乾、李乾德等为总督、巡抚，“皆委以恢复之任，号召诸路，官兵义旅，响应云合”
[30]。
正是在弘光朝廷的导演下，在四川这个广阔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地地道道的“群魔乱舞”
。
大大小小的军阀和官绅们蜂拥蚁聚，有的拥兵据险，同大西政权为敌；有的“激厉士民起义，随在团聚乡勇，或复一府，或恢一县，或据一寨，随败随兴……”
[31]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农民军派出的地方官吏被擒杀，地方政权被颠覆，大西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局势。
由此可见，四川地区阶级冲突的激化主要是官绅地主挑起的，张献忠等农民革命领袖针对当时局势加强了镇压措施，可谓是事出有因。
第二，人们可能会提出问题说，为什么张献忠起义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能够保持较好的关系，不致走向激烈的对抗；而在进川以后双方的矛盾却激化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呢？这里的关键在于张献忠部进川以前虽然也曾经在湖广、江西部分地区建立政权，但时间很短，起义军基本上一直处于流动作战阶段。
而一个政权要比较全面和彻底地推行它的政策，必须以有效地确立自己的统治为前提。
事实上，大西军正是在进川以后才真正开始大规模地通过自己的政权机构推行农民革命政策，如下令各地“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
，“又拘绅袍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之足否”
[32]。
随着这类农民革命政策的推行，地主阶级及其文人才发现张献忠起义军虽然已经“开基立国，而群盗之习毫无悛改”
[33]。
他们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这样，在四川的地主豪绅及其知识分子当中又出现了第二次分化。
原来一度对大西军持同情或侥幸心理的人逐渐滋长起不满情绪，有的甚至走向公开或隐蔽的对抗。
第三，张献忠毕竟是封建社会里旧式农民战争的领导人，他不可能完全正确认识和解决自己面临的极其复杂的斗争局势。
他朦胧地感到了敌对行动主要来自地主豪绅，而知识分子一般总是出身于富厚之家，于是他把打击对象扩大到了几乎整个士子阶层，制造了震惊一时的特科应举事件。
封建史籍所说，“故蜀士之得脱锋刃者较齐民尤少耳”
[34]，看来反映了部分历史的真实情况。
上面，我们仅在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上探讨了张献忠起义的一个侧面。
它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张献忠完全不像所描绘的那样残暴。
就性格而言，张献忠是坚强的，也是豪爽的。
在长期的斗争岁月里，他能够容纳除死硬派以外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当然也包括了那些持同情或中立态度的知识分子。
如果不是这样，张献忠的队伍早就失败了，根本不可能在湖广和四川等地取得那么辉煌的胜利。
至于他在后期平定叛乱的过程中犯有扩大化的错误，也是个事实。
这需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形势来做出解释，过分地强调个人性格等因素是无法得出科学结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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