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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沐晟当即遵命先将耿琦留在昆明，不久为了躲过永乐朝廷的耳目，又把这位表哥安置到距昆明不远的晋宁州阳城堡，建房置地，派遣官军舍人妥加保护，“仍源源常见，以叙亲雅”
[156]。
英宗正统元年六月，耿琦病死，沐晟因母亲“遗言在耳”
，料理了表哥丧事，拨给祭田五六百亩，叮嘱耿琦子孙守祀无替。
耿琦墓在正统三年建于晋宁州东万松山，沐晟的碑记当撰写于此时。
英宗朱祁镇是朱棣的曾孙，永乐初年追查建文“逆臣”
早已化作历史陈迹。
英宗本人就下令把自婴儿时关禁在凤阳高墙中“不识牛羊”
的“建庶人”
释放。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沐晟为耿琦撰写墓田碑记时才敢于写出当年的真相。
鉴于沐晟母子同耿炳文的特殊亲密关系和他撰文时政治气氛业已变迁，可以断定耿炳文于建文元年死于真定。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明太宗实录》自真定战役后直到永乐二年十月，从未出现过耿炳文的记载。
这同确实投降了朱棣的李景隆形成了鲜明对照。
那么，郑赐和陈瑛上疏揭发耿炳文僭妄事又应该怎样解释呢？我个人认为这是个史料含混问题。
首先必须看到，朱棣即位之初，耿炳文的儿子耿璿“杜门不出”
被杀，耿
因忠于建文帝也遇害，作为建文帝任命的第一任前线统帅耿炳文即便如某些史料所说觍颜投降，我们也很难相信被列入“文庙（即成祖）榜示奸恶官员”
名单之内[157]的耿炳文不仅无待罪抱愧之心，反而“衣服装皿僭饰龙凤、玉带僭用红鞓”
，招摇于时，授人口实。
尽管郑赐、陈瑛的原疏未见，并不排除他们在永乐二年十月有这样一件攻击耿炳文的奏疏。
作为一种推测性的意见，很可能所劾“僭妄”
是指建文帝为耿炳文举行的葬礼规格过高，提醒永乐皇帝应予拆毁（建文帝所撰祭文虽不一定刻石立碑，但墓葬碑文等肯定不符合新天子的心意），朱棣阅疏后正中下怀，“命速改之”
，实际含义是毁墓砸碑。
宪宗成化六年（1470）修撰的《中都志》卷之四专门记载了该地的陵墓，耿炳文及其家族的坟墓已踪迹全无，间接证明了这一推断。
上文引用了洪武二十七年刘三吾应耿炳文之请撰写的“追封三代神道碑铭”
，其中说得很清楚，除赐钞造第凤阳外，另“赐钞二千定为其表仪墓道之赀。
祭享有堂，神道有碑，备物肖像有翁宗羊马”
[158]，那时耿炳文还健在，墓碑等物乃表彰其先人。
成化六年上距建文四年不到70年，如果没有重大变故，三代封侯的墓葬在当地何至于湮没无存、漫不可考呢？何况耿炳文殁于王事，建文帝“痛甚”
，按明朝制度是要追赠高于生前爵位的，这也是必须毁掉的原因之一。
可见靖难之役以后，耿氏家族几乎覆宗失祀，祸及先人，留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朱棣对忠于建文的官员心狠手黑在王世贞等抄存的永乐谕旨中有充分的体现，这些“大哉王言”
都不见于实录，被选定纂修实录的杨士奇之流在朱棣的主要政敌耿炳文事迹上做手脚，于永乐二年十月实录中故意含糊其词地挂上一笔，使后人误以为耿炳文晚节不终。
这和《明太宗实录》卷九（下）记朱棣攻占南京后，方孝孺“叩头祈哀”
，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沐氏家族同朝廷的关系
沐英从八岁起被朱元璋收为养子，那是在朱元璋同马氏刚结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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