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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马阮乱政”
成了最好的解释。
阮大铖降清本应入《清史·贰臣传》，但为铺垫马士英的奸恶，拉入马士英附传则出于政治需要。
历来的南明史籍都把马士英和史可法描绘成截然相反的脸谱。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弘光立国基础不稳在于藩镇拥兵自重，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责任者是史可法；藩镇既以“策立”
功优养于内地，史可法和马士英制定的基本国策就只能是“联虏平寇”
，这正是弘光一朝覆亡的基本原因。
史可法殉难于扬州；马士英在顺治二年至三年曾在浙江多次组织兵力渡钱塘江反攻杭州，最后兵败被清军擒杀。
以晚节论，他和史可法一样是殉难者，并没有投降清朝。
南明东林—复社人士出于偏见，编造他降清后因反复被杀，完全不可信。
《明史·马士英传》既依据国史（清方文献）记：“明年，大兵剿湖贼，士英与长兴伯吴日生（吴易）俱擒获，诏俱斩之。”
接着又含糊其词般地搬用野史说清军追隆武帝，“搜龙杠，得士英、大铖、国安父子请王出关疏，为内应。
遂骈斩士英、国安于延平城下。
大铖方游山，自触石死，仍戮尸云”
[279]。
实际上，马士英根本没到福建，阮大铖降清后随军过仙霞岭时病死，所谓士英等被杀于福建延平和大铖自尽被戮尸完全是一派胡言。
[280]
概括起来说，明代276年的历史上为数众多的大臣固然有忠奸贤愚之分，但不能以清朝统治者钦定的《明史》为评判定位标准。
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严嵩与明代政治”
，我的意思是把视野稍微扩展一点，从明清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大大加强的角度重新探讨一下《明史·奸臣传》同明代政治的关系。
打破钦定《明史》的旧框架，对明代政治人物的评价可能会公正得多，先入为主地按清朝统治者认可的观点把一部分列为忠臣，另一部分人斥为奸臣，无助于对明代政治史的深入研究，相关人士的定位也不过人云亦云，了无新意。
[1] 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五。
[2] 见《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二回。
第三十三回中引这句谚语时文字稍异：“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弯，人的名儿，树的影儿。”
[3]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辞源》第三册，第1731页。
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版《辞海》巳集，第31页亦有[沈万山]条云“相传为元末明初之金陵巨富，其名籍事迹，诸书所载不一”
，下面引文神话色彩颇重。
[4] 乾隆十二年《吴江县志》卷之五十六《旧事》。
该书按语称：“莫志（即莫旦）撰弘治元年《吴江志》云：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而此（指王世贞《国朝丛纪》）云万三尝伏法，高皇帝籍没其家。
《明史》亦云洪武时沈秀助筑都城、请犒军。
其事互异，未知孰是？”
很明显，当地方志的作者知道沈万三并没有活到明朝建立，乾隆志刊行已在钦定《明史》颁布之后，不得不加上这么一段按语，以免同钦定史籍直接抵牾。
[5] 刘三吾：《坦斋文集》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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