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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被迫铤而走险，不断地举行武装反抗。
万历十六年，刘汝国等在太湖、宿松地区领导起义，自称济贫王，“就富民箱囷，招徕饥民共食之。
饥民随者数万人”
[2]。
万历二十七年，白莲教徒赵古元在徐州一带组织起义，“约以二月二日各处兵马八路齐起，先扬淮，次取徐州新河口，阻绝粮运；次取金陵、燕都，大事可定”
。
明朝地方官僚惊呼：“黄巾、赤眉之祸，再见于目前。”
[3]万历三十四年，南京又有无为教徒刘天绪等密谋起义，“自称为辟地定夺乾坤李王”
[4]。
天启二年（1622），山东白莲教徒在徐鸿儒领导下发动起义，先后攻下郓城、邹县、滕县、峄县等城，准备“南通徐、淮、陈、颍、蕲、黄，中截粮运，北达神京，为帝为王，改元建号”
[5]。
北直隶景县民于弘志领导的棒棰会，也起而响应。
这些中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虽然遭到明廷的武力镇压，但总的趋势是反抗的规模越来越大，预示了大规模的明末农民战争即将来临。
（三）军政的废弛
作为明帝国主要支柱的军队，开国时确立的卫所制度，采用官、军世袭的办法，后来已逐渐丧失了战斗力。
中期以后大规模实行募兵，虽然曾经部分地弥补了军事力量的不足，但由于整个军政的败坏，兵部和将领唯贿是求，层层盘剥，士卒不仅难以置办必备的武器装备，连温饱也得不到保障。
天启七年，陕西巡抚胡廷宴上疏说：“临、巩边饷缺至五六年，数至二十余万；靖卤边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镇京运自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共欠银十五万九千余两。
各军始犹典衣卖箭，今则鬻子出妻；始犹沿街乞食，今则离伍潜逃；始犹沿沙中偶语，今则公然噪喊矣。”
[6]
士卒生活贫困已极，不仅无法维护军队的战斗力，而且造成一连串的哗变。
仅以崇祯初年为例，元年七月，辽东宁远官军缺饷四个月，士兵们枵腹难忍，群起哗变。
辽东巡抚毕自肃、宁远总兵朱梅被叛兵抓住，“棰击交下”
，毕自肃惭愤自尽。
二年，因清兵入犯畿辅，诏各地火速派兵勤王。
山西勤王兵哗变于京郊，甘肃勤王兵哗变于安定（今甘肃定西），原因都是缺饷和未得安家银两。
军政的败坏，还突出地表现为纪律**然无存。
朝廷原意“设军以卫民”
，到明朝末年变成了祸国殃民。
其中一部分豢养家丁，作为关键时刻保身之用。
朝廷发给的军饷一部分落入将领私囊，一部分被将领用于蓄养家丁，导致大多数士卒虚占名额，整个战斗力下降；另一方面将领拥兵自重，增强了对朝廷的离心力。
明末出现一批临战奔溃甚至叛变投敌的军阀，同家丁制下军队的私有化是紧密相关的。
军政败坏是明朝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
崇祯年间，大部分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兵饷。
兵饷大幅度增长造成财政入不敷出，朝廷为解决饷源，加紧对百姓压榨，直接导致官逼民反，为镇压农民起义又再三加征重赋，明王朝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走向自身的灭亡。
二、金国的建立与攻占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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