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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史料记载蜀藩后裔被搜杀的有几万人。
[157]大西政权还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城中居民不论老幼男女，一切入籍，不能遗漏一名”
[158]。
西京的城禁更是森严无比，出入城门都要邻里具保，领票验收；还派出缉事兵丁便衣巡逻，以防不轨。
大体而言，大西政权在政治军事上有一套治理办法，在经济上却始终没有找到一种适合当地情况的对策。
明王朝实行的按土地、人口征派赋役的制度被废除了，新的财政措施并未建立起来。
张献忠入川以前部众经常流动，所占地方旋得旋失，兵员和政权所需钱粮物资采取没收贵族、官府、乡绅财产和四处打粮的办法就地解决。
入川后，基本沿用不改。
[159]这种依赖没收和打粮来解决几十万大军及各级政权需求的办法，短期内固然可以应付，但没收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不分青红皂白地打粮又必然导致生产萎缩，经济凋敝，以至民心不满。
经济上的无章可循同张献忠以“巴蜀为根”
的愿望不啻是南辕北辙。
清军进川以前，大西政权面临的局势已经迅速恶化，这同大西军领导人未能制定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政策有一定关系。
大西政权对于商业采取了保护措施，定鼎成都以后铸造了大顺通宝，铜料与制作均臻上乘，颇能取得民间信用。
当时四川人士曾记载地方百姓相率“入营贸易”
[160]，可见正常商业仍在进行。
大西政权在四川的统治经历了一个兴衰过程。
入川初期正值明朝覆亡，四川官绅士民无所适从，于疑惧之中寄希望于大西政权。
即如史籍所载：“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遑。
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
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
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
[161]各府州县“文臣武将，卖降恐后”
[162]。
大西政权执法虽严，并不随意杀人，地方还比较安定。
顺治二年春天以后，大西政权的处境日益恶化，逐渐形成统治危机。
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颁诏四川，策动地方官绅发动叛乱，颠覆大西政权；二是张献忠在平定官绅叛乱时殃及无辜，丧失了民心。
弘光朝廷自封正统，当权人物既以偏安江南为宗旨，在他们看来四川毗邻云贵、湖广，势居上游，乃必争之地。
由于它无力出兵“收复”
四川，就采取封官许愿方式，任命了一批在当地士绅中享有威望的在籍官僚，联络旧部和宗法势力与大西政权为敌。
如以巴县人旧辅王应熊为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地方，赐尚方剑便宜行事[163]，敕书中规定“蜀将悉听调遣，文武官吏、汉士兵惟卿用之”
[164]；又以宜宾人樊一蘅为川陕总督，“皆委以恢复之任，号召诸路官兵义旅，响应云合”
[165]。
这些明朝故官旧将既受新命，立即派员四出活动，收集散兵游勇，网罗地方官绅，授予文武官札。
在他们的组织和策动下，四川各地的反动势力日趋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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