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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随着探讨的逐步深化，尽管在定性分析上将继续存在不同意见，但学术界对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必将呈现崭新的局面。
（2）关于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进程。
主张明中后期我国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志都注意到，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在虽然已经腐朽但仍然占着绝对优势的封建经济的缝隙中萌发的，它的发展过程不断遭到社会上守旧势力的扼制。
特别是在万历中叶以后随着矿监税使的蛮横掠夺，接踵而来的是长达半个世纪的频繁战乱，包括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都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因此本来就相当脆弱的资本主义萌芽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呈现为一种中断的现象。
直到清朝康熙年间才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而再次出现，到乾隆时有了比较明显的发展。
尽管对于这一总的趋势看法大致相同，但在具体分析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时就出现了种种分歧，这些分歧常常表现为在共同承认的诸因素当中强调的重点不同。
比如，有的学者认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国家是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朝廷为了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保持封建等级制度，规定了详尽的居室、服饰、器物等使用差别，人为地把许多手工业产品和通过对外贸易换回的某些商品的享用范围限制在极为狭小的阶层内，这类政策无疑对商品的生产和销售造成巨大的障碍。
有的同志则更加重视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发展商品经济所起的消极影响。
他们认为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购置耕地收取地租可以保证相对稳定的剥削量，而从事商品和手工业经营往往要冒较多的风险，史实中常见的以经营商品或手工业起家的人并不把积累的资金用于扩大经营规模，而是用于购置土地，“以本守之”
，这种逆向循环大大限制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有的同志则认为关键在于中国封建制度历史悠久，地主阶级为稳固自己的统治，不断地在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调整，使中国的封建制度具有很大的坚韧性，难于破坏。
此外，还有的同志认为生产力水平低下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3）研究方法上的进展。
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近年来有不少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一是注意到了中外比较研究；二是加强典型部门和地区的研究；三是注意数量分析。
首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我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展开讨论起，发表了为数众多的文章，讨论虽逐步有所深入，不乏新颖之见，然而也暴露了一个比较普遍的弱点，即仅就史籍中找出的若干事例进行理论分析，缺乏宏观和微观的深入研究。
许多史学工作者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展了广度和深度的研究。
有的学者致力于中外比较研究，他们希望解答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使西欧国家由中世纪跨入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军事焕然一新的近代社会，而我国商品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始终限于萌芽状态，直到鸦片战争以前我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并没有任何重大变化。
因此，用对比研究的方法探讨西欧国家和我国的封建制度、城市经济、农业生产结构、海外贸易、思想文化体系以至风俗习惯的差异，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解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之后走过的曲折道路，而且对于当前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借鉴作用。
其次，不少学者对安徽徽州商人、江浙太湖地区市镇经济、江西景德镇制瓷业、山西票号、运河沿岸城镇、四川井盐业、山区经济作物的种植、农业商品化程度和地租形态的变化、明清海外贸易的性质和海禁政策以及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对我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研究中广泛地利用了文献、档案、谱牒、契约、碑刻等各种资料，论据充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这类研究主要是由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引起的，它们既反映了萌芽问题的探讨向纵深发展，又不再局限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小天地。
这类研究为明清社会经济史揭开了新篇章，发表的成果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最后，注重各种经济统计数字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正在逐步推广。
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致力于围绕研究课题全面地搜集相关数字，提出凡能定量者必须定量。
例如，研究江南市镇经济时，有的学者就细微地查阅了地方志等材料，做出了明初至清代市镇数目、市镇人口数、从业人户大致比例数的统计，以有力的数据证明了自明中期以后市镇数和市镇户口数呈现明显的增长，特别是估算出从业人户多是经营手工业和商业，从而论证了这些新兴市镇同封建城池有着质的差别。
2.关于明代耕地数和土地制度问题
明代的土地问题比较复杂，是目前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领域之一。
现将这方面的情况综述如下。
（1）明代的耕地数字问题。
从洪武年间起，明朝廷非常重视全国耕地数的统计、清理和核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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