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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所倡导的扎实严谨的学风为例，他说，史实的考辨是理论研究的基础，只有对史料深入挖掘，才能找到所谓的“理论”
和“规律”
，他说，“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相信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可以认识的”
，恢复历史真面目凭借的是“第一手材料”
[37]。
在治学方法上，他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充分吸收国外科研方法和学术成果，要反对两种错误的倾向，“看不到海外学者运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可以借鉴，学术上取得了的成果可以引进，无疑是错误的；对海外学者的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发表的作品不加分析地奉为楷模，大加鼓吹，则至少是一种幼稚的表现”
[38]。
顾先生是在肯定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他说，“历史不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不要认为历史研究过于容易，历史学是一门最硬的学问，尊重客观史实的重要性非常重要，“实事求是地对待学问，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相当有限，许多问题仅具一般常识，甚至毫无所知……至于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必强求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地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
[39]。
正是承认历史的客观存在，所以他才不会停滞在“有史料”
的低水平层面上，而是要穷尽史料，广征博引、考辨史料，务求信史，使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顾先生始终坚持史学的阶级属性，认为史学研究为现实社会服务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它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产生，又反过来为作者所选择的政治服务的”
，他说，像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其史学价值就不能简单地从纯史学的角度去衡量，“《甲申三百年祭》是时代的产物，又为推动历史前进做出了贡献。
这正是它的优点。
史学的科学性，首先在于揭示隐藏在历史现象背后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现实斗争”
[40]。
顾先生的考实细致入微，他的视野始终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和整个世界范围内，去洞察研究的对象。
他说，“应当说微观研究是宏观研究的基础；离开了微观研究成果的综合，所谓宏观研究就将失去科学的依据，变成研究者主观的遐想”
。
先生认为，在史学研究过程中，一个明清史学者，一定要注意到“明代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明帝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改变就事论事，力图从更加广阔的眼界开展明史研究……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大致发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这400年间，研究中国和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并找出其原因是明清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41]。
顾先生也非常乐意对一些与自己学术研究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如近年来，李自成殉难的地点成为地方政府和明史学界关注的焦点。
顾先生从崇祯十七年大顺军南撤路线研究入手，利用档案材料，考察李自成牺牲的经过和大致时间，以及牺牲后大顺军的行程路线后得出结论：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无可怀疑”
[42]。
他说，对这些社会热点的争论，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分析论证，以达到揭示历史事实、服务社会的目的。
这充分体现了顾先生作为史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史学服务社会的自觉。
顾先生推动了新时期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以《南明史》的研究为例，何龄修先生认为，该书“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为止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只有顾诚教授《南明史》对南明史全过程和具体问题做了精深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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