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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信不征的考辨,严谨持重的学风
顾诚先生的考实功力为学界所公认。
他的史料运用几近“竭泽而渔”
,并摸索出科学的考据方法,可谓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他谨严的治学态度和无信不征的考实学风,是留给后人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史学理论家刘泽华先生把顾先生的《李岩质疑》和陈寅恪先生的“曹冲称象之事”
的考证方法作为当代历史学考实的典范。
[31]
顾先生在庞杂的明清史料里披沙沥金。
如在明末农民战争的研究中,他对“古元真龙皇帝”
的解释[32]、对子虚乌有的荥阳大会和“分兵定向”
策略的论证、否定了清初关于张鼐或李双喜统率孩儿军的说法、澄清了车厢峡之困和抗击张献忠的女将军沈云英的相关事实等;对李自成起义军何时从何地入豫以及何时称帝进行了详细的考订[33],摆事实,讲道理,令人折服。
在《南明史》中,全书考订出的史实及史籍错讹之处俯拾即是。
顾先生扎实的考辨功力源于他“板凳要坐十年冷”
的刻苦钻研精神,源于“竭泽而渔”
式的史料搜索,以及敏锐的洞察力。
像《南明史》直接征引的地方志史料有200余种,而他把明末及南明义军所到地区的省、府、州县志书全部翻检一遍,达上千部之多,仅云南一省的方志就查阅了100余种。
一些珍贵的史料,如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南明史》的封面配图出自柳同春的《天念录》中的插图,该书生动地描述了清军围困南昌城的情形,是顾先生在图书馆里首次发现并利用。
他多次强调,史实考辨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他说:“历史研究做到言必有据比较容易,困难的是要鉴别哪些记载可靠,哪些不大可靠,哪些根本不可靠。”
[34]
顾先生无信不征的治史风格,源于他严谨持重的学风。
先生读书很广博,知识面相当宽广,但他的学术研究一直专注于自己的领域,恪守“言不轻出”
的原则。
顾先生始终把培养年轻学人良好的学风当作重要的问题来抓紧落实,他说“学风的好坏,关系到学术发展的前途”
,治学切忌浮躁,树立严谨的学风是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35]他认为,学风问题,其实是做人问题,一个人首先应当诚实守信,尊重别人的劳动、不欺瞒、不偷懒;要勇于承认自己的差距与不足,“做学问先学会做人,真理比面子更重要”
。
[36]在《南明史》“凡例”
中他说,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书中引用史料“虽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
,他郑重地提醒读者:“如果有人未见原书而从本书中转引史料,请注明引自本书。
这不仅是著作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读者负责和学术上良心的体现。”
顾先生以一位学者的良知以及对后学负责的态度,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忠告。
四、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重大社会问题
顾先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认为:只有尊重历史、尊重历史史实、实事求是地去诠释历史,才是历史学的治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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