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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商人不顾严格的等级规定而致力于追求高雅舒适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样，武士虽然也随时准备浴血奋战，但在此期间依然学会了各种高雅艺术。
农民在武士面前完全没有法律保障可言，而且他们还要交纳沉重的赋税，又要承受各种各样的限制，但他们还是能够得到某种安全的保障。
比如他们对土地具有拥有权，而在日本，土地就等于声望。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与欧洲封建制度不同的是，这保护的是耕作者的利益，那儿保护的是封建领主的利益。
农民对土地的永久拥有权非常重视，他们子子孙孙都在这块土地上耕作、不辞辛苦、无怨无悔。
但是，他像阿特斯（希腊神话中巨神，比喻身负重任的人）一样支撑着大约二百万人的寄生阶级，其中包括将军的政治机构，大名的各种机构和武士等等。
他们要交实物税，即他将其收获物按一定的百分比交给大名。
以同样是水稻生产国的泰国相比，传统的赋税是10%，而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却是40%，而实际上比这个比例还要高。
在有些藩，赋税甚至高达80%，并且还常常强制农民服劳役或其他无偿劳动。
农民也要像武士一样的限制家庭人口，于是在德川时代的几个世纪中，全日本的人口数字几乎停滞不前。
对一个长期处于和平时期的亚洲国家来说，几乎静止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这种统治制度的状况。
这儿存在着斯巴达式的限制，无论是寄生阶级还是劳动阶级。
但在相互依存的人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信赖的关系，每个人知道他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如果这些受到破坏，即使最贫穷的人也可以提出抗议。
极度贫困会使农民起来反抗。
不仅要反抗封建领主，而且还要反抗幕府当局。
在德川幕府统治的256年中，这种反抗的行动至少有1000起。
他们并不认为40%的赋税是重税，他们反对的是额外附加的横征暴敛。
当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农民成群结队前往其领主处表示抗议，但是请愿和谈判的过程却是井然有序的。
农民写好要求废除苛政的请愿书，交给大名的内臣。
如果请愿书被拦截，或者大名置之不理，他们就派代表前往首都（江户）把诉状递交幕府。
在一些有名的案例中，都是农民在江户城内的大道上拦截幕府高官的车子，直接呈递状子以保证折子不被扣压。
尽管此种行为风险极大，但此后幕府当局会对诉状进行调查并且进行判决，而且大约半数的判决是有利于农民的。
但是，这样的做法是与日本的法律与秩序相悖的，哪怕幕府作出了对农民有利的判决，农民的领袖也难逃一死，无论怎么正确都难逃一死，因为他违反了整个等级制度作为基础的忠贞这一基本标准。
这是不能宽恕的。
他们正确的动机与此毫无关系。
甚至农民也认可这个不可避免的命运。
被判处死刑的人虽然被他们视为英雄，但处刑那天，当人们聚集刑场，亲眼目睹起义的领袖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是被钉上木架时，在场农民们却没有进行暴动。
这就是法令，这就是秩序。
事后他们为死者建立祠堂，把死者作为殉道者来崇敬，但是他们承认处刑本身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律的核心。
简单地说，德川幕府历代的领导人都在力图巩固、强化各藩的等级结构，以便使每一个阶级对封建领主产生深深的依靠感。
大名在各个藩里位居等级制度的顶点，并且他对属下可以行使特权。
将军最主要的政务就是控制大名。
将军运用一切手段防止大名结成同盟或实行侵略计划。
各藩藩界上也设有哨所关卡，对过往行人严格查验，严禁“出女入炮”
，以防止大名私运妇女出境或偷运武器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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