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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代汉语的真正成熟，也是首先是表现在翻译家的译文中。
现代白话文的基本成熟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一批优秀的译作标志着翻译文学中现代汉语正在走向成熟，如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冰心翻译的纪伯伦的《先知》，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张谷若翻译的《德伯家的苔丝》，鲁迅翻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等。
从译文语言上看，这些译作直到现在仍不失其地道和纯正，在句法的严谨、修辞的丰富、特别是在处理复杂句式方面，比起同时期的作家创作，则似乎更胜一筹。
这种现象在中国翻译及翻译文学史上是普遍存在的。
但翻译文学对中国语言文学的影响也有负面的作用。
那就是过度洋化、西化，出现了为人所诟病的“翻译体”
和“翻译腔”
。
这种负面的东西在现代汉语趋于成熟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西洋语法和中国语法相离太远的地方，也不是中国所能迁就的。
欧化到了现在的地步，已完成了十分之九的路程；将来即使有人要使中国语法完全欧化，也是不可能的。”
[40]现代白话文在基本成熟后，欧化的幅度和速度必须节制，那些被实践证明应该被“踢开”
的欧化成分就应该踢开，否则，现代汉语的纯正性将受到破坏。
然而这种无节制地欧化现象，直到近些年来，不仅在一些译文中，更在一些创作中，乃至学术性文章中，并不少见。
余光中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为“繁硬文体”
、“恶性西化”
，认为当年“鲁迅、傅斯年等鼓吹中文西化，一大原因是当时的白话文尚未成熟，表达的能力尚颇有限，似应多乞外援。
六十年后，白话文去芜存菁，不但锻炼了口语，重估了文言，而且也吸收了外文，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新文体。
今日的白话文已经相当成熟，不但不可再加西化，而且应该回过头来检讨六十年间西化之得失，对‘恶性西化’的各种病态，犹应注意革除。”
[41]这些看法是中肯的，值得引以为戒的。
[1]《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一卷，299～30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译林〉叙》，载《译林》，1901（1）。
[3]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一卷，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胡适：《建设的革命文学论》，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
[5]鲁迅：《关于翻译》，载《现代》第3卷第5期，1933。
[6]郁达夫：《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见《郁达夫文集》第6卷，14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
[7]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翻译事业之先例》，载《改造》，第3卷第11期，1921。
[8]郭沫若：《〈论诗三札〉之余》，载《民铎杂志》，第2卷第5期，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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