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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认为“传实”
、“贵其实”
是根本，也最不容易。
又提出了翻译中的几个对立统一的范畴，即“质直”
与“雅”
之间、“易晓”
与“饰”
、“严”
之间、“美”
与“信”
之间、“言”
与“意”
之间、“意”
与“达”
之间的关系。
这几个矛盾的范畴实际上已经囊括了翻译理论中的基本问题，表明我国古代翻译家们在翻译中是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和理论主张的，显示了我国传统译学理论的特色——与传统的哲学美学与传统文论密不可分。
只可惜这样的文字流传下来的太少。
此外，东晋时代的道安提出的关于翻译中必然会背离原文的五种情况，即“五失本”
论，鸠摩罗什提出的翻译中原文“辞体”
、“文藻”
的丢失问题、唐代玄奘提出的需要加以音译的五种情况，即“五不翻”
等，都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对后来的译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中国古代的翻译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翻译文学依托于佛经翻译。
这与西方翻译史是颇为相似的。
在西方，中世纪后期德、意、英、法等民族对拉丁文基督教圣经的翻译，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这些民族的语言文学的成熟。
而中国自东汉以降对佛经的翻译，则极大地推动、霑溉、滋润了中国语言文学的发展。
如汉语音韵学的发明及格律诗的形成、新词汇新句法的引进、文学想象力的激发和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发达等，都受惠于佛经的翻译。
在佛经翻译的选题上则呈现出一个规律——唐以前的佛经翻译，更多的是“佛经文学”
，而唐及唐以后的佛经翻译，更多的是缺乏文学性的抽象深奥的佛教理论典籍。
几乎所有具有重要文学价值，或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佛经，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译出的。
而佛经翻译极盛时期的唐代，具有文学色彩的佛经却并不多见。
这表明佛经翻译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先易后难的过程。
佛经翻译初期，在佛经的选择上，必以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的佛经为首选翻译对象。
所以在唐以前，有文学性的佛教经典大都翻译过来了。
而随着佛教的普及，人们就希望在佛理的层面、在宗教哲学的层面上，更深入地了解佛教典籍，加深佛学的修养。
适应这样的要求，以玄奘为中心的佛经翻译，大都是深奥的佛理著作，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佛经翻译本身来说，唐代是高峰；而从佛教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东汉末年至西晋时期是中国佛经翻译文学的发生期，东晋至隋朝时期才是高峰。
同样的，从宗教翻译的角度看，唐代的玄奘是集大成的代表人物。
但从翻译文学的角度看，三国时代的吴国的支谦、康僧会及东晋时期的道安、道安稍后的鸠摩罗什等人，才是佛经翻译文学史上各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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