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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前相比，增加了“虚无党小说”
等种类。
短篇小说翻译蔚然成风，中篇小说大量涌现，还出现了单行本形式的短篇小说专集。
鲁迅、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1909）作为第一部外国短篇小说的较为全面的选译本，开翻译的新风气之先。
在戏剧翻译方面，1904年，我国第一份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创办人陈去病、柳亚子等非常不满当时戏剧严重脱离现实的状况，大力提倡从文学入手来改革戏剧。
1907年2月，我国第一个由留日学生组织的话剧团春柳社在东京上演了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第三幕。
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翻译戏剧。
6月，春柳社又在东京上演了《黑奴吁天录》。
同年，上海也成立了春阳社，上演了许天啸根据林译小说改编的《黑奴吁天录》，所以戏剧界公认1907年为中国话剧界诞生年。
1908年，李石译出波兰廖抗夫的剧本《夜未央》，随后，他又翻译了法国蔡雷的《鸣不平》，陈冷血翻译了法国柴尔的《祖国》，包天笑翻译改编了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剧名《女律师》）等。
在诗歌翻译方面，该时期，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等人的诗歌译作较引人注目。
1908至1911年间，苏曼殊先后发表译诗集《文学因缘》《拜伦诗选》《潮音》，译有拜伦、雪莱、彭斯、歌德等人的诗歌。
1914年，《君武诗集》刊行，内收有马君武的译诗三十八首，如歌德、席勒的作品。
胡适在这段时期译介了苏格兰诗人堪白尔的《军人梦》和朗费罗、歌德、拜伦等人的诗。
其他译介诗歌的作者还有辜鸿铭、刘半农、陆志伟、赵元任等。
在散文、散文诗、童话故事等翻译方面，屠格涅夫和泰戈尔等人的散文诗在这个时期均有少量译介；格林、安徒生的童话以及华盛顿·欧文、兰姆等人的散文、游记也有翻译。
总之，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的四十多年间，是中国翻译文学走向独立发展的转型时期。
至此，文学从宗教翻译、科技翻译、学术翻译中脱颖而出，成为我国翻译事业中最繁荣的一个部门。
而且在数量上超过了本国文学创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阿英在1935年出版的《晚清小说史》最后一章——第十四章《翻译小说》中，开宗明义地说：“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了解当时情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
’就各方面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虽然其间真优秀的并不多。
而中国的创作，也就在这汹涌的输入情形之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3]晚清翻译文学的突飞猛进，为此后翻译文学的更大规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参照。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总体上呈现出探索的、未成熟的特点。
这表现在译者大都没有严格区分翻译与创作的界限。
许多译者的翻译实际上谈不上是严格的翻译，而是以原作为底本的创作。
传统佛经翻译中的尊重原文的“案本而传”
的翻译传统一时难以为继。
翻译家普遍抱着急功近利的态度从事翻译，强调翻译文学的工具性与功利价值，而对原作的著作权、原作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民族形式等则不甚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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