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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译作在出版时不署原作者的名字，不标明原作者的国籍。
译者普遍以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观念与形式对原作加以变形和改造。
表现在作品名称的翻译上，大多数译者都根据中国读者的习惯对原作的书名加以改造，写成了“××记”
、“××传”
、“××情史”
、“××缘”
、“××录”
之类。
作品中的外国人名、地名、称谓等异域色彩浓厚的东西，也大都改成中国式的人名、地名、称谓。
译者还较为普遍地改造原作的体式，如几乎所有的译诗，都采用了中国传统诗的形式，或译成五言古体，或是四言“诗经”
体，或是“楚辞”
体。
又如将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故事体，用中国章回体小说的体式来替换外国长篇小说的框架结构，分章标回，有些还讲究回目对称。
更多的译者对原文随意增删，主张“译者宜参以己意，当笔则笔，当削则削”
[4]，这实际上是用中国瓶装洋酒，用中国酒兑洋酒，也就是将外国文学加以中国化改造，使之靠近中国文学，使之“像”
中国文学，也就是对外国文学加以“归化”
。
由于当时懂西文的译者不多，大多数是从日文译本的转译。
当时的日文就盛行“豪杰译”
，对原文就不甚忠实，中文更是多一层隔膜。
而读者在欣赏翻译文学的时候，也不问译文是否重视原文，而是把注意力放在翻译家的汉文水平上，欣赏译者的“译笔雅训”
。
在这种情况下，像林纾那样的不懂外文的人，靠着别人口述大意，而以其生花妙笔加以笔录，就能够成为大名鼎鼎的翻译家。
在翻译方法上，像林纾、梁启超、包天笑那样的不会外语或粗通外语的人，普遍采用不尊重原文的“窜译”
、“豪杰译”
，即使外文水平较好的周桂笙、马君武、吴梼等，还有早期的鲁迅、周作人兄弟的翻译，也是或多或少增删原文。
到1909年周氏兄弟合作翻译了《域外小说集》，采用直译的方法，比较尊重原文，开风气之先，但读者对这样的翻译却不认可，以至于自费出版后只卖出二十来册。
可见“归化”
是那个时代翻译文学的主导倾向，一时尚难扭转。
翻译文学中的这种情形，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主导思想完全吻合。
人们只是着眼于外国文学的功用价值，而对外国文学的本体价值则很少认识；对翻译文学的主体性的认识、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的关系的认识，也很难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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