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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欧化”
到“融化”
：翻译文学的探索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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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成立前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翻译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不仅翻译文学日益繁荣，翻译文学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认为我们以前之所以翻译别国作品——
便因为它有我的长处，因为它像我的缘故。
所以司各特小说之可译者可读者，就因为它像《史》《汉》的缘故；正如将赫胥黎《天演论》比周秦诸子，同一道理。
大家都存着这样一个心思，所以凡事都改革不完成，不肯去学别人。
只顾别人来像我。
即使勉强去学，也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我们想要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
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特的文学来。
……[5]
周作人的讲话，表明了文学界、翻译文学界思想观念的根本变化——由使外国文学“像我”
，转变到“真心的先去模仿”
，即“我像外国文学”
。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翻译文学的根本转变正在于此。
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翻译文学开始真正以文学为本位。
翻译家们大都是立志献身文学事业的人，翻译文学的展开由此前各个翻译家分散的个人行为，转换为以文学团体、思潮、流派为中心的集体行为。
几个文学社团各自展开了各具特色的翻译，使中国的翻译文学出现了兴盛局面。
其中，《新青年》杂志捷足先登，从第一卷开始，先后译介了屠格涅夫、龚古尔、王尔德、易卜生等作家作品，成为当时译介外国文学的核心杂志之一，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虽不是纯文学杂志，但其文学色彩相当浓厚，而且十分重视翻译，译文占总字数的约四分之一；而在翻译作品中，文学作品的分量又占了一半以上。
在第四卷里，翻译文学更是达总量的90%左右。
《新青年》特别注重翻译欧洲现实主义尤其是俄苏文学、弱小民族文学，还特别注意翻译那些与时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作品，如第四卷刊登了“易卜生专号”
，在全国形成易卜生戏剧热，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1921年成立的创造社，是中国较早出现的现代文学社团，也是20年代我国翻译文学的重镇。
其骨干如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等，大都是留日学生，思想上具有浪漫主义激进色彩。
从1922年到1929年，创造社以《创造》季刊和《创造周报》为阵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翻译文学活动，积极介绍国外各种文学思潮及其作品，十分重视现代世界文学中的新思潮、新流派，包括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未来派、表现派等作家作品的译介。
其中，郭沫若是创造社中最有影响的译者，主要以译介浪漫主义文学和歌德的作品著称于文坛。
他翻译的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契合了时代潮流，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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