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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译本不署原作者的名字，令文学史研究者直到如今仍难以搞清那些译文究竟译自何处。
这除了表明译者没有现代的“版权”
、“著作权”
的意识外，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普遍将翻译等同创作，以为翻译根本上就是一种著述方式，所以许多译者在署名之后，都带有“译述”
、“抄译”
之类的字眼，表明了翻译与创作的结合。
典型的例子是鲁迅早年的《斯巴达之魂》。
鲁迅自己曾说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但他没有注明原作者。
鲁迅后来说这类文字“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
，所以才有当代鲁迅研究者认为这是鲁迅根据外国历史题材创作的第一篇小说[5]。
这种情况绝不是个别的例子。
陈平原先生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曾指出，在晚清时期有许多情况是以翻译“冒充”
创作（如《一睡十五年》），或以创作冒充翻译（如彭俞的《东瀛新侠义》）。
而评论家在评价一部译作时，也不把是否忠实和尊重原文作为首要标准，而是就译文的文字水平本身而论。
林纾的翻译之所以广受推崇和欢迎，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译笔”
漂亮。
另如紫英评论《新庵谐译》，谓“译笔之佳，首推周子为首”
[6]；侗生评《块肉余生记》，谓“原著固佳，译笔亦妙”
，或反评“译笔无可取”
[7]之类。
晚清时期以林纾、周桂笙、马君武、包天笑、周瘦鹃等为代表的翻译文学，以“窜译”
为基本方法，其结果是对外国文学的面貌多有歪曲，将外国文学予以“归化”
、同化和中国化，固然可以使当时的读者容易理解和接受，但久而久之，译介外国文学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读者无法全面正确地了解外国文学及外国文化，也容易助长某些人的自大和封闭的心理，所以逐渐引起人们的不满，招致了文学界和学术界的批评。
北京大学学生、新潮社成员罗家伦在1918年的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指出：“译外国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不可更改原来的意思，或者加入中国的意思。
须知中国人固有中国的风俗习惯和思想，外国人也有外国的风俗习惯思想。
……译小说的人按照原意各求其真便了！
现在林〔纾〕先生译外国小说，常常替外国人改思想……设如我同林先生做一篇小传说：‘林先生竖着仁丹式的胡子，戴着卡拉callar，约着吕朋ribbon，坐在苏花sofa上做桐城派的小说’，先生以为然不以为然呢？若先生‘己所不欲’，则请‘勿施于人’！”
[8]刘半农与化名“王敬轩”
的钱玄同在1918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期上发表的著名的“双簧信”
中，也表示了对林译小说的窜译方法的不满，刘半农写道：“……林〔纾〕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
……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用来矫正“窜译”
的翻译方法“逐字译”
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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