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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有不妥。
古罗马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反对翻译家逐字逐句的翻译，说：“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
古罗马后期《圣经》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罗姆主张在文学翻译中不能逐字直译，认为“如果逐字对译，译文就会佶屈聱牙，荒诞无稽”
，但又认为《圣经》的翻译除外，“因为在《圣经》中连词序都是一种玄义”
。
文艺复兴以后直至现当代，主张“活译”
而反对逐字译成为文学翻译中的主流观念。
[11]当代英语学者范存忠先生在《漫谈翻译》一文中谈到：近来英国有一位叫做卡特福德的语言学者，把翻译分为三类：一为word-for-wordtranslation，就是逐字翻译，即一个字对一个字翻译；二为literaltranslation，就是按字面的翻译；三为freetranslation，就是“自由翻译”
。
[12]这些都表明，“逐字译”
在西方翻译史上不同于直译，它是作为一种独立的翻译方法而存在的。
“逐字译”
是一种尊重，以至于拘泥于原作语言形式的翻译方法，其主要特色是保留原作的字句及其句法结构。
而之所以“保留”
，对翻译家而言，一是要有意地保存原作面貌；二是一时还找不到与原作相对应的形神毕肖的译文，不得已只好照搬原文字句结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窜译曾大行其道，弊端越来越明显，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于是，所谓“直译”
——实际上是“逐字译”
——就由当初的被否定的贬义词变成了被肯定的褒义词，并在五四前后被普遍推崇。
例如鲁迅早年从事翻译活动时也不能免俗，采用的也是窜译的方式。
但他不久之后就意识到这样做不妥当。
他在1932年1月6日给增田涉的信中，也曾明确地说过自己和周作人当年以“直译”
的方法翻译《域外小说集》的动机：“《域外小说集》发行于1907年或1908年，我和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
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
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
1934年5月15日他在一封致杨霁云的信中更后悔地说：“年轻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
可见，鲁迅提倡“直译”
是为了矫正“窜译”
。
但“矫枉”
必得“过正”
才有效果，为了矫正窜译的时代风尚，就采用逐字直译的方法，这作为一种大胆的试验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意义重大。
它表明，中国翻译文学在经历了林纾时代的“窜译”
之后，在翻译方式和方法上出现了转型，即由翻译家为中心，转换为以尊重原作家原作品为翻译的前提，由以中国语言文学改造外国语言文学，转变为以外国语言文学改造中国语言文学。
鲁迅那样倔强地提倡“逐字译”
，为了保存外文的“形”
，即字句语法，而宁愿冒着“过正”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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