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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
等，这在一般的讲授翻译技法的书籍中颇为常见。
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方法概念，如黄忠廉先生在《变译研究》（1998）中提出的“全译”
、“变译”
，郑海凌先生在《文学翻译学》（2000）中提出的“译事六法”
（包括“整体把握”
、“译意为主”
、“以句为元”
、“以得补失”
、“显隐得当”
、“隔而不隔”
）等，但总体上看都是上述四种方法或其中一两种方法的具体化、操作化，是“具体技法”
而不是“基本方法”
，或者只能算是“翻译要求”
而不是“翻译方法”
，所以在此不多加讨论。
另外，还有的翻译家主张翻译没有什么“方法”
可言。
例如，茅盾在《译诗的一点意见》（1922）一文中曾说过：“翻译本来全随译者手段的高低而分优劣，什么方法，什么原则，都是无用的废话；而且即使有了，在低手段的译者是知而不能，在天才的译者反成了桎梏。”
陈西滢在《论翻译》（1929）中提出“翻译就是翻译，本来无所谓什么译”
；巴金在《一点感想》（1951）一文中也说：“我觉得翻译方法其实只有一种，并没有‘直译’和‘意译’的分别。
好的翻译都应该是‘直译’，也都是‘意译’。”
这实际上就是方法取消论。
诚然，对一些译艺高超的翻译家来说，直译意译之类的翻译方法对他们来说也许意义不大，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古人所说的“无法之法，是为至法”
的境界，他们已经不必再受“方法”
的束缚。
但是，从翻译文学史上看，“直译”
、“意译”
，还有“窜译”
、“逐字译”
是一种历史的客观的存在，包含了中国历代翻译家对翻译艺术规律和方法的探讨，它本身就具有重要的独立的理论价值。
今天我们研究翻译文学，“方法”
及“方法论”
是无法回避同时也是不能不问，不能取消的。
[1]严复：《〈天演论〉译例》，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严复：《〈名学浅说〉译者自序》，1908年，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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