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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代汉语经历了晚清时期的文白夹杂、五四时期的中外杂糅阶段，直到1930年后才逐渐趋于定型，所以此前的译本普遍显得译文老化、不合现代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就需要复译。
这就是为什么30年代前后在我国翻译文学中形成第一个复译高峰的原因之一。
最后，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翻译家所掌握的基本语种是英、日、俄语，法、德语次之。
而在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印地语等语种只有极少数人掌握，当时这些语种的作品只有以转译方式译出。
而一旦掌握这些语种的翻译家成批出现，则先前的转译就可能需要从原语直接翻译，这也是复译本的一大来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的复译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势在必然，其必要性、合理性显而易见。
而另一方面，某一作品已经有了当代翻译家从原语直接译出的译本，译文语言也不存在老化的问题，而且译文质量也有相当的艺术水准，甚至是公认的名家名译，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会出现复译？复译有必要吗？
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在翻译文学中是否存在后人难以超越的“范本”
或“定本”
？如果有这样的“范本”
或“定本”
，那么后来者的复译就是徒劳无益、大可不必的。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范本”
或“定本”
，那么复译就是必要的。
据说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奈达断言，一种语言一般五十年就会发生大的变迁，所以一个译本无论当初译得有多好，五十年以后就到了寿限了，就需要有新的译本取代它。
看来，奈达是不认为有“定本”
存在的。
20世纪90年代，鉴于复译的日益增多，我国翻译界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例如，方平先生认为“不存在‘理想的范本’”
[13]；许钧先生认为“翻译不可能有定本”
[14]。
他们认为，文学翻译不是对原作的原封不动的复制，因而不存在某种像原作那样的“定本”
；不同的文学翻译包含着不同的翻译家的理解和阐释，谁都不可能使某一译文定于一尊。
罗新璋先生持相反看法，他说“翻译完全可能有定本！
这不是理论上的推断，而是实践做出的回答”
，认为“凡译作与原著相当或相称，甚至堪与媲美者，应该说已接近于定本”
。
他列举了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鄂君歌》、佛经翻译文学、吕叔湘译《伊坦·弗洛美》，还有钱稻孙译《情死天网岛》、傅雷译《高老头》、朱生豪译《汉姆莱脱》、杨必译《名利场》等，说明定本是实际存在的。
[15]
在笔者看来，优秀的翻译文学不是应时应景的东西，它应该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定本”
、“范本”
是存在于特定时空中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如果说“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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