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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饰”
变文同义。
严复译《天演论》弁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
[9]
范存忠先生在《漫谈翻译》（1978）中则指出，早在严复之前，《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中在1894年写的《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就提出了关于翻译原则的很好的看法。
严复的“所谓‘信’，就是马氏所谓‘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所谓‘达’，就是马氏所谓‘行文可免壅滞艰涩之弊’；所谓‘雅’，也就是马氏所谓‘雅训’”
。
严复的“信达雅”
也很可能吸收借鉴了外国的翻译理论。
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1747—1814）在18世纪末出版的《论翻译的原则》中提出了翻译三原则：一，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二，译文的风格与笔调应与原作具有相同的特性；三，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自然。
显然，这三个原则与严复的“信达雅”
看上去的确很相似。
严复曾在英国留学，这就使人不由得推测他很有可能读过泰特勒的书并受其影响。
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近代翻译家伍光建先生。
据其子伍蠡甫先生在《伍光建的翻译》一文说，伍光建认为信达雅说“来自西方，并非严复所创”
。
[10]钱锺书在致罗新璋函中，也提到50至60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越然所编英语读本已早讲到严复三字诀本于泰特勒。
[11]
上述研究表明，严复的“信达雅”
既与中国古代译论有渊源关系，也可能受到了外国译论的影响。
但这种渊源关系和影响关系并不能说明“信达雅”
只是学古人之舌，或拾西人之牙慧。
在中外学术史上，任何一个有价值和有影响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提出，都不可能纯然是某个人的独出心裁。
例如，王夫之的“现量”
说从印度因明学中借鉴而来，王国维的“境界”
说与传统文论中的“意境”
论密切相关，但这并不影响“现量”
说和“境界”
说的独创性。
同样，严复的“信达雅”
与中外译论都有关联，这只能说明严复在提出“信达雅”
时是兼收并蓄的。
这种兼收并蓄强化了“信达雅”
的文化包容性，丰富了它的内涵。
同时，严复自己的创造也包孕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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