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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述了各家观点，并做出了一个统计，表明一百多年来赞成将“信达雅”
作为翻译标准的超过了三分之二，由此也可见翻译界的主流倾向。
从百年翻译史上看，无论是否赞成“信达雅”
的提法，只要他思考和谈论翻译的原则和标准，就无法忽视“信达雅”
的存在，就无法绕过“信达雅”
。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另一些译者和学者不赞成或反对“信达雅”
，实际上也是受到了“信达雅”
说的影响，因为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反影响”
也是一种“影响”
。
对他们来说，“信达雅”
是他们否定的一个起点，也是重新思考的契机。
“信达雅”
能够成为中国翻译文学的基本原则和标准，能够在中国翻译史及翻译文学史上有如此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并非严复的主观愿望，更没有非学术因素的人为推动，它成为中国翻译及翻译文学的基本原则标准，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
“信达雅”
既是严复自己的翻译经验的精辟概括和总结，也是他对中外传统语言文学理论精华的继承、吸收和借鉴。
因而“信达雅”
作为普遍适用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不同于那些个性化的出于一己独断的概念。
它吸收了中国传统翻译史中的历史经验，凝聚了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理论和文艺理论的精华，同时也借鉴了西方近代翻译理论，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含蕴性，这是“信达雅”
成为中国翻译及翻译文学原则与标准的不刊之论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传统的继承与吸收方面，除了严复自己在《译例言》中所提到的《论语》和《易经》以外，还有另外的中国传统译论的渊源。
1931年鲁迅在与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一文中曾指出严复“信达雅”
取法于中国古代六朝的佛经翻译，他说：“他（严复）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
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
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
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引三世纪佛经翻译家支谦关于翻译的一段话，说明“信达雅”
在古代就有人提出过。
钱先生写道：
支谦《法句经序》：“仆初嫌为词不雅。
维祗难曰：‘佛言依其意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
’座中咸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梵意，实宜径达。
’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顺本意，不加文饰。”
按“严”
即“庄严”
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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