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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沈苏儒先生在《论信达雅》一书中总结得好，他认为：经过现代的重新阐发，“信达雅”
说已经迥异于严复的“三难”
说了，今天的“信达雅”
说包含了百年来无数学者的阐发、理解和贡献，也包括了对它的责难和批评，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
因而，“当我们说要继承‘信达雅’说时，我们所要继承的实际上是从严复以来百年间我国翻译界的全部理论成果”
。
最后还需要强调的是，“信达雅”
是翻译的原则标准，而不是具体的标准。
原则标准是具体标准的概括和抽象。
如上所说，原则标准与具体标准的关系接近于法律学中的宪法与专门法之间的关系。
近来也有人认为，翻译的基本标准或原则标准比较抽象，可操作性不强，于是提出了可供操作的具体标准，其中包括以下八条：一、措辞准确性——语义学标准；二、逻辑关系与原著一样明晰（逻辑一致性）——逻辑学标准；三、修辞一致性——修辞学标准；四、切合原著的文体与风格（文体一致性）——文体学标准；五、语音转化得体——语音学标准；六、语法符合目标语言规范（语法规范性）——语法学标准；七、文理结构通顺、清晰（文理通达性）——篇章学标准；八、克服文化差异障碍——文化学标准。
[33]其中，第一至第五项体现着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信”
的一种细化，第六和第七项是对“达”
的细化，至于第八项，实际上不属于具体“标准”
的范畴。
这八项具体标准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比“信达雅”
更丰富，而只是对“信达雅”
的部分内涵的细化。
至于有人说“信达雅”
这一原则标准对翻译实践指导的可操作性不强，甚至没有“实际意义”
，也是不确切的。
实际上原则标准对翻译实践的意义是“原则性的”
、“指导性的”
。
它不但有“实际意义”
，而且“实际意义”
重大，甚至可以说，它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建设的作用正如宪法对法制建设的作用一样重要和重大。
而且，对于中国文学翻译来说，具体标准可以多元，原则标准却不能是多元的。
原则标准是对具体标准的限定和规范，具体标准是对原则标准的补充和延伸。
因此。
从翻译理论的角度看，原则标准的理论价值比具体标准大得多。
具体标准是实践层面上的，个性化的、随机而变的，而原则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原则，它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信达雅”
既然是翻译的基本的原则标准，那就不只适用于文学翻译，而且也适合一切翻译活动。
尽管对“信达雅”
不断阐述越来越具有文学化的倾向，特别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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