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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似乎对文学翻译而言才变得必要和重要。
但“信达雅”
既然是一般的、基本的“原则”
，就不能具体化为文学翻译的特有原则。
在翻译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从字句的转换上看并不存在显见的鸿沟。
例如，西方小说中常有大段大段的哲理议论，在翻译它的时候和翻译哲学著作或学术著作应没有太大的不同。
同样，在翻译哲学或学术著作的时候，也时有诗意的语言和抒情的段落，在翻译它的时候与翻译文学作品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另一方面，“信达雅”
不仅适用于指导“文学翻译”
，也适合于评价“翻译文学”
。
换言之，对文学翻译而言，任何翻译作品都有一个“未成品”
状态和“既成品”
状态，在“未成品”
即“文学翻译”
的状态中，译者是在具体的字句和章节之间活动，以“信达雅”
作为自己的操作上的指导原则，这时候无论是“信”
、是“达”
还是“雅”
，都必须落实在、体现在具体字句、句群和章节的翻译中；而在翻译活动结束后，面对翻译的“既成品”
状态即“翻译文学”
，“信达雅”
的原则标准就是针对整部译作的总体面貌而言的，译者从具体的字句和章节中摆脱出来，和译作拉开了距离，由译品的创造者的角色，转换为译作的欣赏者的角色，看自己的译作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信达雅”
的标准；同样，有鉴赏能力的读者也以“信达雅”
为标准来鉴赏和评论译作。
由此看来，“信达雅”
作为翻译的原则标准，具有两个特性：第一，它不是文学的特殊的原则标准，而是普遍适用于一切形式的翻译。
第二，它既指导翻译活动的操作过程——文学翻译，也适用于对已完成的译作——翻译文学的总检验和总评价。
鉴于“信达雅”
的这种广泛适用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试图完全取而代之、另起炉灶的新的原则标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出世。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信达雅”
在21世纪或更远的将来，仍能作为中国翻译的原则标准继续存在，仍能不断焕发活力。
[1]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见罗新璋编：《翻译论集》，136～1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周作人：《谈翻译》，载《亦报》，195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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